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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规视角下建筑类文化遗产保护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另一方面而言，许多优秀的文化遗产在此过程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尤以建筑类文化遗产为甚。在当前飞速的城市化进程当中，建筑类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如何把握好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建筑类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本文将进行分析探讨日本关于建筑类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得出带给我们的启示，然后与我国的保护现状进行对比，分析我国建筑类文化遗产保护的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建筑类文化遗产；法规；保护 　　一、建筑类文化遗产的界定 　　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问题当下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门话题，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在目前相应领域的法律法规中还存在着许多空白，而其中的建筑类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内容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与环境保护问题的产生一样，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出现，也是源于经济发展需要与保护文化遗产之间的矛盾，而建筑类文化遗产更是如此。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于1972年11月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来看，属于“文化遗产”的建筑应当有两类：一是“从历史、艺术和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二是“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建筑类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以文化遗产建筑的存在和完好性为首要前提，在当前经济的飞速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已成为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代表，经济发展的速度越快，城市的变化就越剧烈，建筑类文化遗产在其中的处境就越堪忧。建筑类文化遗产处于城市剧烈变化的前沿，所以城市剧烈的变化与建筑类文化遗产相对稳定的特征之间产生冲突就在所难免。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意识到了保护建筑类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北京的旧城改造过程中，梁思成先生与一些学者们制定了对北京古城进行整体性保护的方案，但这个方案遭到了当时许多人的反对和批判，最终导致了包括北京的古城墙、古城门楼在内的一大批古建筑被拆除。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拆除旧城的现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还有愈演愈烈之势，比较突出的案例就是浙江定海古城，在有关部门提出警告、当地居民诉诸法律和媒体强烈关注下仍未逃脱被拆除的命运。所以，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许多不足，下文将以日本为例，来分析日本在建筑类文化遗产保护上的经验，进而为我们所借鉴。 　　二、日本关于建筑类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况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西方的思想文化涌进日本，当时许多文化遗产被当作封建糟粕，遭到毁灭和破坏，这其中就包括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古社寺。经过这场灾难之后，日本于1897年制定了《古社寺保存法》，建立了古建筑保护的相关制度。随后于1919年制定了《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遂将保护范围扩大到了古城址、古坟墓、古园林以及风景地，然后1929年以更加完善的《国宝保存法》代替了《古社寺保存法》。在日本，文化遗产是作为“文化财”来保护的，建筑类的文化遗产是“文化财”的一种，被称为“文化财建造物”。1949年位于奈良的法隆寺金堂失火，以及1952年京都鹿苑寺金阁被大火烧毁，这两起事件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强烈反响，由此催生了1952年日本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大法――《文化财保护法》。这部法律设置了文化财保护委员会和事务局等专门的保护机构，其中的建造物课负责文化财建造物的保护工作。 　　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在急速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历史街区被毁坏甚至被摧毁，使得“文化财”周围的景观发生了剧烈变化，使得周围环境与单个的文化遗产建筑变得不协调，由此产生了保护历史风貌的必要。因此日本于1966年制定了《古都保存法》，将保护目标扩大到了京都、奈良、镰仓等古都的历史风貌，同时将历史环境纳入到了文化财的保护范围。1968和1975年又两次修订《文化财保护法》，增加了保护“传统建筑群”的内容，并且设立文化厅，以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上述法律对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建筑实行的都是“指定制”，即由政府将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建筑指定为文物，然后给予大量的资金支持保护。这是一种以《文化财保护法》为基础，以政府为主体，以保护神社、社寺、城郭等文物为中心的建筑类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认知也在不断提高，日本许多近代建筑的历史重要性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因而也需要得到保护；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在还没有得到社会的认识之前就面临着被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