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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川公路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备战研究
湘川公路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备战研究
[摘 要]湘川公路是民国时期湖南省著名的七大干线之一,从修筑的个案分析中可以看出,南京国民政府面对不同时局所做出的具体反应:实现从清剿中共、平靖西南到抗日备战的重大转变。事实上,不仅其修筑背景复杂多变,交通备战脉络下的修筑进程和建成后的影响也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湘川公路;南京国民政府;交通备战
抗战前夕,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在进行国家建设、加强对地方控制的同时,也积极进行抗日备战,交通建设便是重要举措。在政府的政策规定和极力号召下,各省积极修筑公路,1937年底形成了全国公路网的初步规划,湖南“七大干线”(1)中的湘川线即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公路之一,且与其他六线相比有其特殊性,如修筑目的随着时势的逐步变换、总体规划的艰难抉择和完工后所取得的成效。
一、内忧外患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交通应对
国防备战的方式甚多,但无论是农业的开发、矿产的开采,还是资金的流通等都离不开便利的交通。交通建设对国防备战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关系着物资、部队运输,甚至决定战争的胜负。抗战前夕,面对国内外政局的风云变幻,南京国民政府拟通过公路修筑巩固国家权力,同时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进行先期建设。从国民党中央到省政府纷纷制定公路修筑计划,在县政府配合与民众参与下,建立交通网络,湖南的湘川公路修筑同样在这个模式下进行。
1928年,二次北伐实现了全国的基本统一,但南京国民政府仍面临内忧之势:国民党内部斗争不断,共产党也正式建立革命武装,内战从未停歇。在“公路剿共”方针下,湖南省主席何键积极响应,于1929年10月制定“七大干线”计划。鉴于蒋桂战争、中原大战及对中央苏区的连续四次围剿等一系列战争军费的开支,工程暂时无力展开,所谓的公路修筑计划仍是“纸上谈兵”。1934年,国民政府展开第五次围剿迫使红军走上漫漫长征路,此时的蒋介石才以为红军“短期内定可肃清”(2),心腹大患已去。可见,湘川公路修筑计划最初便与军事紧密相联,且目标明确为“清剿中共”,但频繁的战争使得偏于西南一隅的湘???公路修筑计划未受外界关注,直至1936年才提上日程。
计划修筑之后的1931年,包括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受到严重威胁。但南京国民政府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日本步步紧逼下一再退让,激起民众的愤慨,导致政治支持度下降,也为各路反蒋力量提供了口实。面对此形势,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公共权力代表的国民党不得不在坚持消灭军阀和共产党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考虑民众的抗日要求,积极备战。然欲“谋国家之建设,必先致力于交通”(3),所以加强交通建设是先决条件。况且“现时已无庸设假想敌,”日本已经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可能“由东北进扰天津,更中窥青岛,南犯淞沪浏河及乍浦或更扰福州”(4)。如此看来,日本的侵略直逼南京,备战工作迫在眉睫。正当此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兼秘书钱昌照主张成立一个以了解全国资源状况、增强国防经济实力、加强战备为目的的机构,这个主张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并于1932年11月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5)专责机构,针对交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及中国目前交通落后,远不能满足战时需求的情况,专门成立交通运输组,分铁路、公路、航空、电讯四部分,透过多种方式对“战时运输需求量、军事运输量、目前的运输能力、交通沿线的经济状况等”(6)进行调查。
公路是陆路交通的重要方式之一,加上其建筑资金与铁路相比要少、施工进展快,所以被视为“目前便利运输之最先急务。”(7)1932年到1934年秋,交通运输组对全国的公路系统进行考察,具体到各个省份,方法不一,“或者是用调查表的形式,或者是个人亲自实地调查”(8)。藉由上述方法,重点考察了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公路情况,调查统计工作于1934年9月基本完成,而具体建设计划尚待全面实施。
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东南沿海尤其是南京受严重威胁。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向其进言,为抵抗日本侵略,应以长江中下游作为战略建设重点,并建立战略交通系统。如此,“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南京国民政府随即展开川、黔、滇等西南各省的调查,历经一年,蒋介石表达了对四川的高度重视,连续做了题为《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建设新四川的根本要道》和《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的演讲,公开表示“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9)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思想牢固确立下来。1936年制定“民国二十五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正式建立以四川为总根据地的西南大后方。
虽说川省资源丰富、地势险要,是抗日根据地的最佳选择,但“川省山岭绵亘交通困难,与邻封各省,气脉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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