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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经济中协作行为及现代意义 　　一、游牧经济中的协作行为 　　蒙古族游牧生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协作文化，对于畜群管理、草场利用、顺应自然、适应自然的活动中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协作、人与人的协作、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作和“人草畜”之间的协作行为。 　　（一） 人与自然的协作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蒙古民族游牧经济活动中理解自然、适应自然爱护自然的自然伦理观，促使他们树立人与自然的协作行为。因为大自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根基，为了保护自然他们采取不断迁徙和流动的游牧方式，适应大自然的严寒酷暑、冰雪寒风、干旱强风的气候以外，时刻注意对脆弱的草原生态不造成破坏和压力，禁止破土损坏草皮、砍伐树木、水源污染，保护大自然的再生能力和原生态。把草原当成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待，世世代代教育孩子不能损害地母神，不然会失去生存环境。游牧经济中的古老而永恒的禁忌习俗，蕴涵着深刻的生态伦理，客观上是人与自然的协作行为。 　　（二）人与人的协作 　　游牧经济以家庭为基本活动单位，在许多情况下，家庭单独活动，家庭成员本身构成游牧活动中最基本的群体。无论家庭成员之间还是其他家庭成员之间有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作关系。家庭内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参加生产生活活动，如挤羊奶、捡牛粪、看幼畜基本上少年承担，接羔、喂幼畜缺不了老年人的精心照料，放羊、家庭生活女人是主力，马群、牛群、骆驼群和重型体力劳动是男人的专项。这种分工与协作形成了家庭内的工作协调机制，共同完成日常生活和畜牧业生产。除此之外，家庭外的人与人的协作行为，表现在游牧活动中一起游牧、一起扎营、相互为邻，迁移时向着同一方向，生产生活上相互照应。 　　（三）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协作 　　游牧经济中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具体表现“古烈延――浩特乌素――阿伊勒”的群体组织。古列延是当时最大的社会群体，内部又分几个浩特乌素，浩特乌素又由若干阿伊勒（家庭单位）组成。每一个阿伊勒都有相对独立的生产管理和经营权利，但游牧经济的流动性和分散性决定了他们各项经济活动中必然选择相互协作，互相协商甚至合群放牧的基础上完成游动或重大体力劳动以及防灾、抗灾、防疫措施。游牧经济的联合与协作行为，无论规模大小，都有浓厚的家族和氏族色彩，从小群体到大群体都有很强的内聚性和协调性。 　　（四） “人草畜”的协作 　　游牧经济中牧民认为，植物和动物是生物，从事游牧业和狩猎业的劳动者是“万物之灵、众生之灵”的人，而且人是链接和协调植物和动物的主体。游牧经济中人靠牲畜生活，牲畜靠草场依存繁衍，草场靠人的有意识的保护得到改善，五畜在人的爱护和精心料理下繁殖，而保护草场反过来为人和牲畜生存提供生态前提条件。经验丰富的牧民看走场、选地形、都与大自然长期交流总结出来的协作行为，饲养牲畜选择牲畜放牧地点和时间以及抓膘、保镖、喂饲、饮水、防疫也都是长期与牲畜沟通下总结出来的生产技术。“人草畜”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沟通、进行协作是游牧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和持续性的所在。 　　（五）牲畜之间的协作 　　游牧经济中的“五畜”结构的均衡性，不仅在保护生态环境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对牲畜间的相互作用，对草原畜牧业生产有着巨大影响。在炎酷的夏季，牲畜夜宿羊群在里边、牛群在外围过宿。遇到大雪冬天，马群牵头走场、后面跟着牛群，随后羊群吃草，也是牲畜之间的自然协作行为。从羊群来看，绵羊群里必有少数山羊，绵羊在生性灵活的山羊的带领下寻草、活动，不然绵羊很少主动寻草、饮水点，领头羊的作用充分说明了牲畜间的协作。 　　二、协作行为的现代意义 　　游牧经济的基础是协作，协作经营的运行是为了达到生活合理化，生产协作化。协作、互助、自律是游牧经济正常运行的三要素。个体牧户是生产畜牧业的基本单位，然而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必须进行协作，同时生活上采取互助行为才能维持群体生活的持续性。但条件是每一个单位牧户必须在其群体中保持自律，遵守群体活动，与大自然和谐共处，造成和谐群体。和谐群体在协作劳动中能够把传统文化传教给后代，使年青一代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尊老爱幼，相互帮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种和谐群体的形成对于当今牧区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继承和发扬意义。 　　通过协作生产，在群体社会里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培育后继者，并且共同劳动和共同抗灾，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减少损失，实现人畜两旺。协作经营是畜牧业稳定经营的基础，通过协作劳动，确立经营技术、提高经营效率。忽视劳动质量、技术和人们的心理活动，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草原畜牧业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要正常运行，必须相互之间协作才能持续发展。游牧经济中的协作行为对于目前牧区建设合作经济组织，改造和提升传统畜牧业，提供统一指导生产技术和经营计划，实现适度规模化，进行合理作业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