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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文化人类学研究述评 　　［摘要］随着游牧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日渐缩小，以及我国草原牧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游牧文化越来越多地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为了给学者提供一份有参考价值的研究“图景”，作者对国内外近30年有关游牧地区和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并对我们今天该有怎样的游牧文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游牧文化；游牧人类学；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0）01―0045―10 　　 　　作者简介：彭兆荣，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361005；李春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副教授。四川 成都610064；葛荣玲，伯克莱加州大学(U. C. Berkeley)人类学系访问学者，厦门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361005 　　 　　游牧文化一直是人类学关注的对象之一。随着我国草原牧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游牧文化越来越多的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国际，尤其是国内近30年有关游牧地区和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旨在为学者提供一份有参考价值的研究“图景”。游牧文化是一个包含了多学科范畴、长时段的研究领域，而我国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相对薄弱，相信本文对同领域研究有裨益。 　　一、国内外游牧人类学研究概况 　　今天游牧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经小于1％，且正在受到更多的压力而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１］对游牧的研究因此显得重要。在此，我们对游牧人类学研究做一个梳理和评述。 　　学界对游牧的定义并不统一，作为一种社会类型，游牧社会可被看作依赖于家畜与空间移动或游牧的协调共存，（Dyson－Hudson，1980）或被看作移居者对于带有族性(ethnicity)相异的社区或国家的多样适应性反应。（Bates, 1973: 226; Khazanov, 1984: 6,199）“纯游牧”（pure nomadism）理论认为，独立的移居民与外部市场是游牧研究的理论前提。（Dyson-Hudson,1972:8）反对者认为这种假设忽略了游牧与定居社会之间的内部关系，（Bates 1972：48）一些游牧民，如吉普塞人，并无自足独立的经济市场，却不否定其为游牧社会的特质。他们作为“都市游牧民”生存并繁衍，而不依赖于狩猎、采集和放牧。［２］根据历史进化理论，一些研究者把游牧民作为“野蛮人”，（Erturk 1999：2－4；Sinor 1990：18）但中亚与西亚的历史告诉我们，游牧形态曾长久的影响着当地的文化甚至占相当长的主导地位。有学者认为游牧形态只是“局部型社会”（part-society），因为他们的生活与定居社会紧密相连，互相影响和依赖，很难区分。［３］ 　　游牧社会有着长期的发展历史和多种样式的社会形态。从类型学角度来讲，游牧（nomads）一般分为两大类：狩猎采集型（hunters and gatherers），草原游牧型（pastoralists）。按照巴菲尔德（Barfield）的《游牧决择》(1993)一书的分类，现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4．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 　　游牧社会历史与文明的演变形态具有不可或缺的关联性，早在游牧社会形成之前，西亚的古老国家就已经开始处理放牧者或者是半游牧者的问题。最早的描述重在强调其相对于定居人群的差异性和奇特性。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西亚地区的放牧者和半游牧者就转变为真正的游牧者，战争与争夺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现象，圣经预言描述了有关情境，在《圣经》与亚述－巴比伦的资料中，有关于游牧政治的故事记载。 　　根据原苏联著名学者哈扎诺夫（Khazanov）的划分，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游牧社会的研究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包括古代、中世纪时期。由于记录当时历史情状的学者多数是远离游牧者，早期的记忆和记录方式多以口传。第二个研究阶段始于中世纪延伸至部分现代。游牧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方法和内容。研究者认识到游牧社会的政治命题。游牧生活与特定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获得严肃的学术考量。第三个研究阶段主要指现代，出现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趋向。学者们开始尝试新的方式，从进化的角度重新界定游牧社会的历史价值。民族志者开始在非洲、近东、中东、欧亚大陆大草原、亚洲腹地进行实地研究。第四个阶段为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包括社会－文化与环境适应理论、功能－结构论、新进化论与生态学研究，等等。第五个阶段，从20世纪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