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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致良知思想及其对当代德育启示 　　内容摘要：革除功利之心、虚伪之弊是王阳明在明朝中期提出“致良知”学说的主要动机。当今时代遇到了跟王阳明时代相似的“价值观迷茫”的道德困惑。王阳明“致良知”学说倡导的“立志―勤学―批评―责善”的四重修身结构蕴含了丰富的德育方法资源。开解当今德育工作的困境，需要汲取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中的德育资源。遵循道德理性引领知识理性的原则、实现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均衡以及坚持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相统一是其中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意蕴。 　　关键词：王阳明 致良知 德育 　　明朝中期，社会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给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带来剧烈冲击。为革除功利之心、虚伪之弊，王阳明在晚年提出了“致良知”的哲学学说。当今时代其实也遇到了王阳明时代类似的困惑。商品经济的日益繁盛带来了知识理性的过度膨胀，价值理性愈益被湮没，道德敬畏心理愈乎脆弱。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作为儒家经世致用精神的哲学升华，蕴含了丰富的德育方法论资源，对开解当今德育过程中存在的价值观困惑以及推进德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积极的文化借鉴意义。 　　一.王阳明“致良知”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朝中期。他是中国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472年到1509年流放生涯结束，在这一时期内，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第二个时期从1510年到1520年，这十年时间是他的试验时期，王阳明成功地进行了军事指挥、行政改革和兴立社学等一系列活动；从1521年开始，他的学说开始臻于完善，“致良知”学说就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它标志着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熟。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发展过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王阳明所处的明朝中期，封建统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和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r民的田地越来越少而苛捐杂税却愈加繁重。在残酷的压迫下，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出现统治危机。但大多数统治阶级却对此麻木不仁，依旧沉溺于奢靡放纵的腐败生活。王阳明愤慨万分，立志提出一种学说给予世人警醒。在经济方面，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孕育产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争权夺利、损人利己现象成为社会常态，封建伦理纲常在利益的诱惑面前逐渐失去约束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时作为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的地位开始动摇。 　　王阳明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在于学术之不明。”[1]这表明，在当时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程朱理学害人害己、压抑人性，毒害社会风气。想要彻底改变这一混乱状况，必须正本清源，对程朱理学做出全面清算。“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王阳明认为，功利之心是罪恶的根源[2]。改革程朱理学，革除功利之弊，才能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亦即王阳明所言的“致良知”。 　　二.王阳明“致良知”思想的内涵意蕴 　　王阳明在其晚年一再强调“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乃“圣门正眼法藏”，乃“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良知的概念源出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思想，他说：“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全书》一，第39页）。“自然”二字表明，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即心之本体，是主体本有的内在特征。然而，对于良知具体是什么，王阳明并没有赋予其统一的内涵释义。“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3]纵观王阳明论述，试将其“良知”概念大致作如下归结： 　　（一）良知是道德认知 　　孟子在提出良知的同时，也提出了“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在王阳明看来，“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因此，他把孟子的四端也都看作是非之心，由此把良知与是非之心结合，同时更加强调良知作为是非之心的意义。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意识结构中的一个部分，它是人内在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体系，作为一种先验的道德意识起着“知是知非”的作用。正如王阳明曾对陈九川所说：“你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4] 　　（二）良知是道德情感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不仅表现为知是知非，还表现为好善恶恶。他不仅认为“乐是心之本体”，而且明确肯定“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道德情感体验是整个良知机制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