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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盛目录学思想探究 　　内容摘要：王鸣盛不仅是史学家，而且也是目录学家，在目录学史具有一定地位。结合王鸣盛生平，通过其撰著《十七史商榷》与《蛾术编》论述，特别是《十七史商榷》蕴含着丰富的目录学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王鸣盛 目录学思想 图书分类 　　一.王鸣盛其人 　　王鸣盛（1722―1797），清代著名史学家、经学家、考据学家、目录学家。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字西庄，江苏嘉定人。他十七岁时候，补诸生，岁试屡获前列，才名藉甚，被拔至紫阳书院深造。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中书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辞官后的王鸣盛迁居苏州，潜心读书著述。他学问博大精深，对经史造诣尤为渊深，为乾嘉学派吴派代表人物之一。王鸣盛于经义一道，问学于惠栋，师法汉儒，注重训诂，尤服膺郑玄之学说。退居吴门后，由于其学者兼名宦的特殊身份，登门求文者络绎不绝。卒后，赵翼以诗相挽，“皇甫三都求作序，李邕四裔乞书碑。”虽不无夸谀之嫌，但亦可从中窥知王氏生前文名之盛、创作之富。传世著作有《尚书后案》三十卷、《周礼军赋》四卷、《诗文集》四十卷、《蛾术编》（仿顾炎武《日知录》）一百卷、《十七史商榷》百卷等[1]。 　　二.王鸣盛的目录学思想 　　王鸣盛著作《十七史商榷》百卷以及《蛾术编》一百卷蕴含着丰富的目录学思想，特别是《十七史商榷》，是其以汉学考证方法治史的结晶。不仅在史学界，目录学界也具有深远的影响[2]。 　　1.目录学意义 　　清代学者对目录学尤为重视。在《十七史商榷》第一卷的第一条：“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第七卷的第一条：“凡读书最切要者自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目录不明，终是乱读。”[3]可见，王鸣盛赋予目录学以极高的地位和意义。王鸣盛不但反复强调目录的重要性，而且探究其治学入门的途径与方法。关于正史中《艺文志》的功用。“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王鸣盛重视目录学的作用，对此身体力行，他做学问以目录学为基础，作为入门之径。他晚年完成的“一生精力实耗于此”的著作《蛾术编》。王鸣盛对地方志、丛书等的评论，从其发展源流入手，颇具特色，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学术发展表作《十七史商榷》每条都有。这是王鸣盛目录学思想的一次具体实践。“他的为学次第，强调从讲求‘目录’入手，程序秩然不混。”[4]这个评价无疑是十分中肯的。《蛾术编》集中体现了他的目录学知识，《蛾术编》全书分说录、说字、说地、说人、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等十门，也体现了他按类编排的目录学思想。其中的“说录”，“录”，实际上就是目录，对图书源流、版本、内容等各方面都作了简要介绍，并按经史子集顺序编排，起到了一部目录书的作用。在《蛾术编》卷五十八第一则阐明：“余说经以先师汉郑氏宗，将考其行迹为作年谱.随所见辄钞录，积之既多.欲加编叙，而其事之不可以年为谱者居多，乃改分十二目，各以类次之。内著述类已详《说录》”。这说明了王鸣盛对目录编排的细心。《十七史商榷》虽不是目录学专著，但间有对目录学理论的论述。虽不系统，但很精湛[5]。 　　2.校勘工作 　　王鸣盛重视对图书的校勘，主张读书必先校书。他认为宋朝的晁公武，以迄明代的焦?f等辈，多不会剖判古书的真伪，不懂鉴别版本的好坏和校勘字句的讹谬，这是他们学识不高的表现。比如某人，家中藏书甚富，“自夸其家藏宋刻开元本《史记》升老子于列传首，居伯夷上，又自夸集诸宋版《史记》，共成一书，凡一百三十卷，大小长短咸备。因李沂公取桐丝精者杂缀为一琴，名百袖琴，故亦戏名此为《百衲史记》。但百衲本既分一百三十卷，而开元本分卷若干，其为仍裴?S（南朝宋《裴?S集解》）之?f乎？抑已考之乎？某之学不足以知此，竟未尝讨论及之。”这说明尽管有的人搜奇访秘，多见闻多，但因没有学识，只能固守，而不能加以阐发，从中吸取精华，有益于世后。对文字校勘和史文的考订，这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要做的首要工作。他以汲古阁本十七史为底本，与其他刻本进行校勘。关于衍文。衍文是刊刻、缮写或者流传过程中多出来的文字，容易使史文不通，有时产生歧义。例如《汉书?郊祀志》的一处衍字：“‘祠泰一于忌泰一坛旁’上‘泰一’两字衍。《史记?封禅书》及《武纪》并无”。再如《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原书于“少府王伟”之后有“中尉”二字。王鸣盛指出：“‘中尉’当系衍文”。史书屡经传抄，脱字、脱词、甚至脱句在所难免，文字脱漏，容易造成语意含糊，甚至与原意迥然不同。史书中大量脱漏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史书的阅读，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指出很多此类问题，并尽力复原史文。例如《晋书五?诸葛患之》：“吴之风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诸葛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