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对秦汉文化教育政策影响.docVIP

焚书坑儒对秦汉文化教育政策影响 　　关键词　焚书坑儒，独尊儒术，文化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22―0104―03 　　 　　一、焚书坑儒引发了秦“严禁私学”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两大教育政策的实行 　　 　　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的教育政策遵循着一个中心原则，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法家思想在教育中也占据统治地位。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的需要，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主张推行郡县制。但统治集团内部对实行郡县制或分封制，思想上并没有达到高度统一，反映这种思想分歧的典型事件就是焚书坑儒。在焚书坑儒事件的起因――咸阳宫酒宴上关于分封问题的激烈争论中，主张郡县制的丞相李斯已经敏锐地感觉到，统治集团上层思想学术观点的不一致，是加强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的障碍。因此，他在批驳淳于越的同时，矛头直指传播各种学术思想的私学。他明确指出：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讲学是传播学术思想的途径之一，书籍同样是知识的载体，于是，李斯同时提出了焚书的主张，历来以《诗》《书》为教，具有浓厚怀古思想的儒家学者则成了主要的打击对象。以至在焚书的第二年，又爆发了更为残酷的坑儒事件。可以说，禁私学、焚书是毁灭文化的死的载体，堵截文化的传播途径，坑儒则是对人――这一活的文化载体的泯灭。焚书坑儒是秦为了达到思想的统一，而奉行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的反映，这种思想专制的主张本由韩非提出，秦始皇在实施的过程中有过之而无不及。以焚书坑儒为标志的秦王朝文化高压政策，其基本出发点无疑在于期望通过政治上的统一而统一文化，统一学术。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政治上的统一和稳定。这种政策固然能收一时之效，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则是根本不足取的。正如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所分析的那样：“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以事之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之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这便是秦文化高压政策所导致的政治后果。 　　韩非说过：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是秦制定教育政策的思想基础。李斯曾明白地说：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政府规定教育的内容限于法令，直接目的是使人成为知法守法、服从统治的顺民。为了保证这项规定不至落空，李斯在提出焚书的主张后，紧接着提出“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的建议，得到了秦始皇的认可，并付诸实施。不言而喻，私学的禁止和“吏师制度”的实行，必然会使教育上出现一种法律之外无学，官吏之外无师的局面。众所周知，夏、商、西周时期的教育，是官师合一的，后来由于私学的发展，才出现了专职教师，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秦又一次人为地将官与师结合起来，取消了专职教师，无疑是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倒退。 　　 　　二、焚书坑儒是汉初推行“各家并举，推崇‘黄老之学”’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前鉴(兴教化，正万民、改革选士制度) 　　 　　从汉朝的建立到汉武帝即位，前后经历了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等几朝君主，前后60多年时间，在历史上称为汉初。秦虽然灭亡了，但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却被汉王朝接续下来，这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屡屡提及的“汉承秦制”“汉因循秦制而未改”“汉初因秦法”“秦制汉氏因之”。可以说，在汉初，采取一系列法家措施来维护刚建立的西汉政权之威望是必要的，然而当时的社会毕竟是一个经历一系列战争，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百废待兴的社会，需要休养生息，需要仁政施恩，刘邦开始重视推行道家的“清静无为”政治指导思想。以此为起点，在汉初的60年里，在政治指导思想上经历了一个以法家为主，兼及道家、儒家，到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兼及法家、儒家，再到以儒家为主，兼及道家、法家这三个发展阶段。 　　实际上在汉初流行的是一种改造过的道家学说，称为“黄老之学”。它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先秦各家的学说。道家思想的精髓是“无为”，任其自然，认为“无为而无不为”。表现在统治政策上，就是尽量减少对百姓日常生活、生产事物的干预，任其发展。这种政策，顺应了汉初亟须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人民渴望从频繁的战乱中摆脱出来过安定生活的客观要求。随着政治思想的转变，汉初文化教育政策也与秦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