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反思对公共知识分子应然态度.docVIP

理性反思对公共知识分子应然态度 　　公共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在现代背景下体现的愈来愈充分，这在肯定知识分子的作用与职能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何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要回答该问题首先需要对公共知识分子本身给予理性的分析与思考。笔者认为，祛魅是前提，而将公共知识分子从诸多极具迷惑性的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正确筛选出来，则是另一项必不可缺的工作。 　　对于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对于它的概念没有定论。其最早的提出是在拉塞尔?雅各比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随后，利奥塔、布尔迪厄、萨义德等人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与阐释。这也就是后来所称的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认识或有差异，但基本的来看，主张知识分子应在专业的背景与优势之下，积极担当社会责任、代言社会正义，在公共意识领域坚守守护者与看守人的职责，是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共同的认识。因此，或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其本质――公共知识分子是二维的存在者。 　　公共知识分子的这种二维性，可以说是对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性格禀赋的进一步彰显。但是，矛盾往往就是在二维的两难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尤其是当双方无法达到和谐均衡之时。 　　表面看来，借助现代便利的传媒途径，公共知识分子正在积极地凸显自身的价值与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表面的喧嚣映衬的反而是内心的荒凉，极度的热情背后是昔日主体地位日渐丧失的无奈与焦灼。身份地位的弱化急需世俗操作来弥补心理的失衡，公共性迷失在镜头前的世俗做秀中。从这个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知识分子正在日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因此，撇开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现象的干扰，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应该静下来冷静地思考，清醒地认识和对待，这是对这个群体给出理性判断的必然前提。 　　 　　祛魅：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必要认识态度 　　 　　一直以来，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认识都有过度拔高的倾向――“社会良知的守护人”“正义的化身”“公共利益的代言者”。不仅公共知识分子自身这样自我定位，久而久之，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受众――普通大众中这样的认识也渐渐成了普遍性的共识。我们不禁要问，公共知识分子真的能名副其实地胜任普遍意义的代言者吗? 　　问题已经渐渐凸显，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自身的困惑与痛苦日渐加重。他们的本能促使他们对一切不合理的、有待改进的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评判，甚至是给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来自于使命感的惯性已使得他们习惯于这样去做，但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新问题新现象的不断涌现、专业间存在的隔膜，都为公共知识分子继续进行纵横畅谈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难。毕竟专才好做、通才难为，而要在通才的基础上再去做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指导家则更是难之又难。一来精力有限，既要学问做的通、博，又要济世、平天下，不是说二者不能融通，但是真要达到这等境界，怕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个个都能为的。而且，人文知识分子在当代有被科技知识分子取代中心位置而被日趋边缘化的趋势。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较之以往大有削弱，而科技知识分子因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及其与人类生活的日益密切联系。而日渐渗入公众的生活乃至不可或缺。人们发现，在当代，科技知识分子往往比人文知识分子更有权威、对公众生活更有指导意义：他们可以针对公众提出的具体问题，给出唯一的、正确的答案(而不是如人文知识分子那样，给出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且这一答案可以明确地得到验证并以实用的方式返还给公众。而相反，人文知识分子在当代公众的心里则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就一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进行无休止的口水战，而这些争论在他们看来往往多是没有意义的――起码这些问题解决不解决对公众的生活短期内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与改变，更多的被人们看作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炒作，为了争论而争论，进而促使公众怀疑这些知识分子的真理和正义的代言者、社会良心等身份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一直是公共知识分子言行受众的普通大众已不再甘于往日的俯首听命、唯马首是瞻的地位，他们有了分辨的能力。一句话，公共知识分子在他们眼里已不再是神，而是也可能犯错误、也应该受到评价的人。公众对公共知识分子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与他们和知识的关系密切联系。在公共知识分子叱咤风云的时代，公众多半没有受教育与接受知识的机会，由无知或缺乏知识自然地产生了对拥有知识、作为知识化身的知识分子的信任与崇拜，因此公共知识分子垄断了话语的发表权。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与普及、文化资源的共享、网络信息的便捷，知识已经普及化。公共知识分子在公众面前的身份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或大大被削弱，“‘文化鸿沟’的消弭使人文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之间传统的一方教诲，一方洗耳恭听的单向话语关系，变为双方都主动参与各抒己见的双向互动关系”。在当代，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已成义务，即使是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受教育的机会，各种自学、函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