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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外国语言学博士研究生培养 　　编者按:我国博士毕业生数量自2007年开始位居世界第一,但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博士生”)培养质量问题却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为此,我们再次采访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刘润清教授(访谈录一见本刊2009年第7期)。刘老围绕外国语言学博士生的培养这一主题,既谈到过去许国璋、王佐良等国内语言学大师和杰弗里?里奇(Geoffrey Leech)、米克?肖特(Mick Short)等国外著名语言学专家是如何培养研究生的,又结合自己多年指导博士生的经历谈了他对外国语言学博士生培养的看法,并以小见大,对我国当前博士生培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他个人对改进我国博士生培养、促进博士生教育科学发展的建议。言谈中,老人严谨治学的态度和对祖国教育的关心和忧虑,都让我们深受感动,同时也激励我们加倍努力,为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您当年曾跟随许国璋、王佐良等语言学大师学习,能回顾一下他们是如何指导学生的吗?他们对您的学术发展甚至是做人方面有哪些深刻的影响? 　　刘润清:我对许国璋、王佐良先生感激不尽。在我的外语教育职业生涯中,他们对我的影响最大,令我终生难忘。我现在著文、讲课或与学生谈话时,如果说有什么灵感或闪光之处,每每都可以追溯到他们那里。两位先生的英语造诣、文学修养、国学功底和哲学头脑,给我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营养。他们的学问,从我们读硕士时学生流传的两句话中可见一斑:“It i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 Their knowledge makes us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 of ignorance.”他们那一代的英文水平可能已成为历史了,现代人很难超越。王佐良先生可以在课堂上随意背诵华兹华斯、彭斯等人的诗,一首接一首,不带犹豫和停顿,真是令人叫绝。他对雪莱和彭斯诗歌的理解和欣赏,连英国的文学专家都赞不绝口。许国璋先生则教导我们:思想要开阔,视野要宽广,不要光学习几句英文,还要有理科、文科等领域的知识。在他最后几年写的文章中,文化与哲学融入了语言学研究,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他经常强调:“我们不培训工匠,而是培养学者。”他看到我买了哲学家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一书而对我大加赞赏。我申请过一个“西方语言流派哲学评析”国家社科项目,他非常支持,申请成功后他很高兴。可惜,后来由于身体原因,我没能完成此项目。 　　两位先生对学生的指导十分宝贵, 不光体现了学术的深邃,还有一种学术远见。例如,1980年许老让我把图书馆有关语言测试的书都借来看看,我读完之后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测试的文章,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有关测试的文章之一(桂诗春先生同年发表了一篇)。接着,我又写了一本语言测试的小书,许老还专门为此写了序言。中国的语言测试研究也从此开始起步。1980年前后,许老给了我一本乔姆斯基的书――《英语发音模式》(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说是美国的语言学专业学生必读书,我读后写了一篇书评发表了,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生成音位学的书评文章。另外,我们在1989年~1990年开展的“英语本科学生素质调查”国家社科项目,也是经由许老首先提议并指导而申请成功的。这个项目完成后影响很大,开启了我国外语教育中大型实证研究的先河。王佐良先生领衔编篡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不仅是宏篇巨著,而且后人难以超越,在我国文学研究史上留下重重一笔。两位老先生的学术视野宏大,目及前沿,既有理论勇气,又有实践精神,他们对学生的一些指导,如前面提到的几个例子,都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 　　做人方面,许老的纯真、大气、率直,给了我深刻影响。许老批评学生是严厉的,但从不为私事,而都是为了学术。许老不搞宗派,总是团结各地同仁。每次办会,他总要叮嘱我多和上外、广外、北大等学校老师商量。他在为《语言学教程》(第一版)写的“序”中,谈到从“引进”走到“自创”的条件时说:“尊重我所不懂或不明价值所在的理论,不以有用无用、正统邪说为取与舍的标准……不以权威而护短,不以宗师而慑服。”在日常接触中,他经常教导我们体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崇高境界。许王二老都没有学术偏见。王老曾讲,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要学点语言学;许老则说,语言学的研究生要学点文学。他们给北外留下了一个好传统:这两个专业没打过架,不争宠、不争人,互相尊重、互相交流。 　　 　　记者:您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学习时,指导老师杰弗里?里奇和米克?肖特是国际著名的语言学专家,他们又是如何指导您的,和国内导师有什么不同? 　　刘润清:他们的学术水平是世界语言学界公认的。与他们亲密接触后,我才知道他们是那样谦和,从不将观点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