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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文书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上意义 　　编者按：为进一步推动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凯里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贵州省民宗委、锦屏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10月2―5日联合举办“民间文献的理论与实践：清水江文书（锦屏文书）与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贵州省第二届‘汲古黔谭’论坛”，深入探讨清水江文书厦相关学术问题，为国外内民间文书研究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国内众多著名学者赵世瑜、刘志伟、郑振满、孙继民、卞利、赵旭东、张应强、谢晖、高其才、徐晓光等以及中青年学者共12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收到论文60余篇。本期栏目刊载的4篇会议特稿论文，为专家的会议主题报告或分论坛报告，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对于清水江文书研究乃至我国民间文书研究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意义。摘要：不同的文献系统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叙述，官修正史必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民间文献则体现了普通民众的行为逻辑。民间文书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时间下人的行为及其异同。利用清水江文书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曼大范围的历史进程中去解读。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历史叙述；民间文献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4―0001―04 　　2002年，我随张应强教授等一行10余人前来锦屏，去文斗及隆里诸处考察，在百姓的家里见识厂令人惊叹不已的大量契约文书；在寨子里、崖壁上看到的碑刻，一直是我多年来上课时提及的内容；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民国《隆里所志》，则是难得的对明代卫所系统的基层社会遗存的记录。 　　时隔10年，2011年夏，我再次随张应强教授――确切地说，是随张应强教授的学生们来清水江流域考察，发现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已有极大拓展和深化。到今天，无论是学者们的论文、专著，还是学生们的学位论文，都已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关于这些研究，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综述和评说，对未来的研究走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令我这个完全未曾涉足这一领域研究的人目不暇接。 　　诚如一些学者所概括的，目前利用清水江文书所进行的研究和相关成果，大体集中在文书、文献学、社会经济史、法制史以及人类学等方面，对于改变和深化各自领域内的某些传统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历史学者，我更愿意强调这些文书以及通过这些文书对清水江流域社会历史的了解，对重建整个中国历史叙述的意义。以下我即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为什么要重建中国历史叙述？其实，这正是职业的历史学者的本职工作。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新史学》，批判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就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从社会史大论战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也是要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此项工作，就是因为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中存在许多令人不满的问题，并且一直影响到具体的历史研究。 　　问题之一是“宏大叙事”或“主导性叙事”的影响。在对清水江流域的山林土地所有权甚至所有制问题的讨论中，明显具有20世纪50年代“五朵命花”中关于土地所有制讨论的余绪。这并不是说这类问题不需要讨论，而是说需要反思讨论这类问题的起点，即不是从既有概念出发，将讨论限制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或领主制到地主制的框架内，或者根据契约所反映的情况判断这里是自耕农所有制或农民所有制，而非地主所有制，等等。相反，应该从特定时空中的人的具体动机出发，去理解他们的行为――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面临怎样的问题，他们最后形成了怎样的社会制度。其实，在讨论中，不少学者也已发现具体的个案与试图论证的“道理”之间存在极大张力。 　　其实，通过田野调查以及发掘和利用民间文献所做区域社会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先入为主的宏大叙事，如果利用民间文献所做研究不是挑战、而是回到宏大叙事的窠臼中，无疑就会成为新瓶装旧酒。贵州的文化研究和展示经常喜欢用“原生态”这个概念，包括清水江文书在内的民间文献也属于“原生态”，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应该是“原生态”的。这个“原生态”就是从本土经验出发的研究。 　　问题之二是以国家为历史主体或出发点的历史叙述的影响。最近，刘志伟教授在一本颇具思想性的小册子中着力区分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和以人为主体的历史之间的区别，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学与传统的历史学的分野所在。他认为，由于历史学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从属于国家的，因此一切历史必然成为国家行为的叙事，现代史学也没有完全走出历史以国家为主体的套路。实际上，无论是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史学还是年鉴学派所代表的世界现代史学，都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上倡导摆脱“国家”的历史，帝王将相也好，知识精英也好，都是“国家”的代表。梁启超批评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这当然是切中时弊的，是朝向“人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