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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文书研究里程碑 　　摘 要： 在“?^域?田野?文献”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围绕清水江文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清水江文书与地方文化逻辑、比较研究、清水江文书与流域人类学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最终达成的共识是，要深入开展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就必需回到清水江文书所在地的“田野”中去，也只有“回到了历史田野”，才能厘清清水江文书运行的地方性逻辑。 　　关键词： 清水江文书；历史人类学；会议综述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1X（2017）03-0045-07 　　“清水江文书”是贵州省东南部清水江流域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保留下来的汉文文献，涉及到清水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理解该地域的文化整体性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乃至重新理解西南地区都可能会有重要意义。 　　为配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结项工作，并力将民间文书研究推入一个新阶段，由中山大学张应强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协办的“区域?田野?文献”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1月4-6日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53名专家学者围绕清水江文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作会议综述如下。 　　一、清水江文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作为中国三大民间文书之一的清水江文书，其研究理论与方法仍在不断探索中。在会议主旨发言阶段，吉首大学杨庭硕教授、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安徽大学刘伯山教授、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等知名学者对清水江文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展开了讨论。 　　杨庭硕教授认为，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解读，需要注意5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时空中的人群在清水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中，投入了劳力、智力、技术等因素，导致流域内的生态系统发生转型：从自然生态系统到人构生态系统。乾隆以来的清水江文书，几乎都能反映出人构生态系统的演替过程。第二是少数民族语言与地名表述的关系。较早的生计实践者――苗侗等少数民族取得了清水江流域生计空间的命名权，而在清水江文书中，汉语翻译者来自不同汉语方言区。杨教授认为，处理这一问题不仅需要苗侗少数民族语言专家，还需要汉语方言专家。第三是汉字书写与地方文化的关系。清水江文书中错字不多，但别字较多，尤其是地方性计量单位，大量使用别字。研究清水江文书应当注意，这不是汉字水平或汉字使用的规范性问题，而恰恰是地方性的体现。第四是山主与栽手的分成关系。我们应以整体性的视角来加以审视，应将特定的时空关系、人际关系纳入其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关系。第五是货币折算与时代变迁的关系。解读清水江文书，应注意银本位制一直贯穿到民国时期，甚至建国后还有部分文书仍使用银两结算。这一折算中介是清水江流域人群的一个创举。 　　杨教授的“五个关系”旨在回答“如何认识和理解清水江文书”这一根本性命题，可视为清水江文书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得到了与会专家的热烈回应。 　　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认为，首先，清水江文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对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提出的“民间文献学”在方法论上的推进。我们不再停留在影印整理，而是从书斋走向田野，在田野中解读这些民间文献。在文献学的方法论和学术史上，这都可能是个很重要的突破。其次，对于清水江文书研究，陈教授主张“走向历史现场”，认为在清水江这个地方做某种集群式研究，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承，都会大有裨益。最后，与敦煌学、徽学对比，清水江文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点，可能会发源于：清水江文书研究是建立在比较清晰而深刻的村落、地方的历史脉络和文化逻辑之上的。我们不应为文献而文献，“清水江文书”的关键是作为地方的“清水江”，而不是作为文献的“文书”，脱离了地方这个根本，清水江文书研究就失去了对话的资本。 　　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首先对于课题研究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该课题在清水江文书研究的范式摸索上，方向感越来越清楚。田野调查与民间文献、区域或地方三者如何有机结合，这是该课题自启动以来就一直在摸索的主要问题，也是这一研究的理论生长点之一。当下，这一探索可能已经超出了清水江文书研究本身，甚至对于历史人类学、民间文献学都会有重大启示。其次，刘志伟教授指出，这个课题是多家单位共同合作完成的，每个单位有各自的学科独立性和学术传统，并根据自己的学术风格、学术队伍做出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但在整体上又具有极强的整合性。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值得延续。 　　安徽大学刘伯山教授认为，民间文书档案，首先应该按照归户性原则来整理研究，这样才符合历史逻辑和真实性。传统的文书分类研究往往不能明确主体，按照归户性原则分类，主体性一下就明晰起来，这对于我们做研究很重要。其次，田野调查是我们研究文书有效的方法。尤其是清水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