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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教育近代化进程中女学实践 　　[摘要]朱剑凡“毁家兴学”为近代教育史上罕见之举，不仅使女学在湖南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且使新式教育类型更完整、更多样，将其置于湖南乃至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整体脉络中，解读朱剑凡创办女学的外在原因与内在动力，能凸显女学实践的社会意义及学术价值，进而加深与拓展区域教育近代化研究。 　　[关键词]毁家兴学；教育近代化；女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0)05－0037－05 　　 　　教育近代化，既是一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自在的历史运动，也是一种明显地体现了社会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自为的历史运动。然而，“如将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众的大国的近代化进行整体考察，的确很难看出其巨大变化，但如果分解为不同区域和不同层面审视，则变化还是相当可观的。”易言之，只有通过一个个富有代表性的区域式研究，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教育近代化演进的轨迹及特征。伍春辉对湖南教育近代化的研究是对过往研究的突破。但也留下了遗憾：一是极具特色的女学实践仅被蜻蜓点水式一笔带过，二是对于教育家个体在办学实践中演出的一幕幕声情并茂的活剧缺乏微观考察与深层反思。劳伦斯?斯通的洞见或能弥补上述缺憾，他指出：“如果以探照灯的方式来详尽地记载一个单独事件，而此事件若能被小心地安置在其整体脉络中，并仔细地分析其文化意义的话，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我们了解整个社会体系以及一套价值系统。”鉴于此，笔者聚焦朱剑凡“毁家兴学”之举，将其置于湖南乃至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整体脉络中，解读其背后的多重动因，以凸显女学实践的社会意义及学术价值。 　　 　　一、朱剑凡之“毁家兴学”与周南草创史 　　 　　(一)朱剑凡之“毁家兴学” 　　清廷为形势所迫，于20世纪初实行预备立宪，文化教育体制有了些许松动，但由于封建传统过于深厚，当西方女权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女学禁令犹如一把大锁，强行隔断了闺门与外界的沟通。侥幸的是，清廷没有明文禁止开设家塾，为女学实践留下罅隙。1905年5月，朱剑凡在长沙泰安里开办女学堂，为避朝廷之忌，取名周氏家塾(下文简称周南)，“是时，湖南全省未有女学，又值前清慈禧太后严禁女学之时。……朱剑凡以革命精神与谭延闽、黄克强诸先生等酌定，开办师范，附以小学，以应社会师资之需。” 　　其时，私立学堂被排除在政府补贴之外，但朱不畏艰辛，不遗余力。开办伊始即捐出私家花园中的部分地产做校舍。后来，随着学校声名远播，湖北、江苏、浙江等省女生慕名前来求学，经费成为燃眉之急，而朱家经济大权为母亲姚氏把持，为家业计，她拒绝过多投入，朱只好四处借款，整日忧心忡忡。据朱伯深回忆：“我在孩提时代，曾多次亲见父亲跪在姚氏祖母膝前撒娇、啼哭，乞求给钱支付家塾经费。”姚氏为儿子的执著与诚心打动，拿出了不少经费，但仍满足不了学校发展的需要。就在最困难之际，妻子魏湘若毅然将价值千金的陪嫁尽数献出，使周南渡过难关。姚氏去世后，朱掌握家中财权，开始大兴土木。1908年将440方丈的蜕园全部捐出，作为永久性校址，另将乡下田产卖出购地皮扩建校舍、添置桌椅、教学仪器和体育设施等。1912年7月，再将花园南部地基、房屋、捐契一并捐给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朱氏夫妇捐出的家产价值达11.17万两银元。 　　朱氏夫妇“毁家兴学”之举，不仅在三湘传为美谈，在近代教育史上也极为罕见。对此，黄厘叔在题为《纪念朱剑凡》的校歌中予以礼赞：“纪念朱先生之公心，纪念朱先生之精神。清后禁女学，谕旨何森严，非有朱先生，安能有周南。毅然创办，不畏艰辛，独立支持，二十余年，自捐田庄租，千石有零，自捐房与地，十万余金。如此公心，湖南有几人?如此精神，湖南有几人?人心未死，安能忘先生，女权益张，安能忘先生?”无怪乎徐特立感慨道：“他在满清时代，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叛变了清朝皇宫的家庭。拒绝了国民党的官爵，抛弃了公子哥儿的地位，毁家兴学，创办私立周南女校，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张唯一在朱氏夫妇的墓志铭中写道：“树植女校，肇公之业；拥护革命，竞公之勤；全公业者，有夫人之懿德；成公志者，已期望于嗣哲。物化歇嘘，魂萦新国，公之精神其不灭。” 　　 　　(二)办学宗旨及校训 　　创办初始，周南组成由谭祖安任董事长，朱剑凡、胡元??、周震鳞、黄兴、徐特立等11人任董事的校董会，“朱先生与黄克强、谭延闽、胡子靖诸公商讨，认定革命以启迪民智为前提，以解放女禁为先导”，即以“启迪民智，解放妇女”为办学宗旨。简短的八个字将近代中国的两大主题囊括其中，尽管在办学实践中二者难免发生抵牾，但由于周南管理者的坚守与协调，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与《奏定女学堂章程》中秉持的“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宗旨相比，大异其趣。 　　为贯彻办学宗旨，1906年由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