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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率博弈论分析 　　作者简介：孙颖颖（1986—），女，汉族，河南偃师人，法律硕士（非法学），单位：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研究方向：刑法。 　　摘 要：“治乱世用重典”可能存在一个可以令人接受的感性认识：既然轻刑无济于事，那就只好用重刑；用轻刑不能抑制犯罪时，用更轻的刑罚更不可能抑制犯罪。本文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来分析犯罪率，指出如果犯罪率达到一个均衡点，更重的刑罚不会更多的减少犯罪的发生，这时司法机关如能从查处犯罪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或者能够减少查处成本，将对犯罪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博弈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犯罪率 　　引言：意大利著名学者恩里科·菲利曾提出著名的“犯罪饱和法则”，他指出：“就像我们发现一定数量的水在一定的温度之下就溶解为一定数量的化学物质但并非原子的增减一样，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下，我们会发现一定数量的犯罪。”[1] 　　美国学者波斯纳认为：“一个人参与犯罪的原因是犯罪这一活动（或职业）能为行为人提供比其他任何可选择的合法职业更大量的净收益。”[2] 　　一、引入博弈论 　　犯罪是行为。从犯罪的形式概念上说，犯罪是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从实质意义上说，犯罪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无论从形式特征还是实质意义角度来描述，犯罪概念的基础首先是行为。古典学派强调行为本身的现实意义，认为行为是直观的现实存在；近代学派认为客观行为本身不具有意义，行为只是行为者人格的征表。然而确立犯罪概念是以行为的观念为核心，这点毫无疑义。 　　关于人们行为的规律，不同的社会科学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这其中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即使有如此众多的对人们行为规律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都不能各自完成对行为规律的整体把握，对于行为规律的理解仍是不完整的、零散的。但是，作为对人们行为规律系统研究的博弈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正使这一局面得到极大改观。不仅如此，源自于数学的博弈理论“没有政治、道德的含义，它不作道德上的劝告，在伦理上是中性的”。[3] 　　二、建构博弈模型 　　“因为有犯罪并为了没有犯罪而科处刑罚”。[4]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又分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不是预防犯罪人，而是通过对犯罪人科处刑罚来对尚未犯罪的社会成员起到警戒与抑制作用，预防其实施犯罪。特殊预防是通过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人适用死刑、对其他犯罪人适用其他刑罚，或者剥夺其重新犯罪的能力，或者使其不敢不愿再犯罪来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5]因此，司法机关对于犯罪人科处刑罚是影响犯罪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现在通过使用一个传统的博弈理论模型——标准形式博弈来模型化潜在犯罪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作用，反映犯罪率是怎样受到影响发生变化的。标准形式博弈包括三个元素：1.博弈的参与人；2.参与人可能的战略；3.每一可能战略组合下参与人的收益。 　　在这里只有两个参与人：潜在犯罪人和司法机关。每个参与人可能选择的战略称为战略空间。潜在犯罪人和司法机关可能的行动范围是宽泛的，但在此模型中，每个参与人只有两个选择——犯罪和不犯罪，查处和不查处[注：此处的查处不仅指犯罪后被科处刑罚的查处，还包括犯罪前的预防查处]。标准形式博弈的最后一个元素是收益结构。在此构造的模型中，潜在犯罪人选择实施犯罪而司法机关查处了，潜在犯罪人将受到刑罚（此模型中刑罚为常量）获得-10个收益，司法机关因查处犯罪获得4个收益；潜在犯罪人选择实施犯罪而司法机关不查处，潜在犯罪人将因实施犯罪获得4个收益，司法机关获得0个收益；潜在犯罪人不实施犯罪而司法机关查处，潜在犯罪人获得0个收益，司法机关获得2个收益；潜在犯罪人不实施犯罪而司法机关不查处，潜在犯罪人获得0个收益，司法机关获得4个收益。 　　这样已经建构了一个标准形式博弈来反映潜在犯罪人和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模型化这种相互作用时，还要考虑参与人拥有哪些信息。在潜在犯罪人和司法机关的博弈中，博弈双方都既知道自己的收益，也知道对方的收益，同时还知道可供自己选择的战略以及可供对方选择的战略。但是对方具体选择了哪一种战略，是双方都不知道的。这是一个具有完全信息但不完美信息的博弈。 　　用一个二元矩阵（每一格有两个数字称为二元矩阵，通常的矩阵中每一格只有一个数字）来表示涉及两个参与人的标准形式博弈，二元矩阵的每一格给出了相应战略搭配下每个参与人的收益情况。在图中，假定潜在犯罪人是行位置的参与人，司法机关是列位置的参与人，每格中的第一个收益是潜在犯罪人的，第二个收益是司法机关的。 　　三、求解犯罪率 　　以上已将反映犯罪率和刑罚关系的潜在犯罪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作用归结为一个标准形式的博弈，接下来要求解这个博弈。先确认参与人可能选取的战略，然后预测博弈可能的过程。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