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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校勘学兴盛语文学原因试析 　　摘要：校勘学在清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成为一种群众化的学术活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因素之外，清代语文学的快速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从皖派学者治学的实践来看，文献校勘离不开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知识，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又常常在文献校勘的基础上进行。清代校勘学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主要得益于清代语文学的大发展。 　　关键词：校勘学；语文学 　　中图分类号：G25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07)06-0084-03 　　 　　校勘学作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在清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除去清乾隆期间大规模地、有计划有组织地整理、校勘古籍之外 ，单就私家校书情况来看，清代初中期出现的有影响的校勘家就有一百五十多位，经这些学者校勘整理过的古籍多达三百多部， 而且这些古籍整理的水平之高，涉及到的古代文献种类之多，校勘古籍现象在当时学者中之普遍，均前所未有。正因为如此，梁启超把这个时期看作中国校勘学的形成时期， 而且孙钦善先生认为它是中国古代校勘学发展的高峰，[1]（457）蒋元卿先生把这个时期的校勘学称做“群众化的学术”。[2]（119） 　　清代校勘学之所以较以前有了较快的发展，除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清初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快速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大家知道，校勘学是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以恢复古代文献本来面目为目的的一门学问，而作为古代语文学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则分别以文字、语音和语词为研究对象，探讨汉字、汉语形音义的构成和演变规律。 二者发生的时间有早有晚，研究对象也不同，运用的方法也不一样，因此严格地讲，它们之间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不过，在古代的经学向细致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若干独立学科之前，校勘学和语文学各部门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互不关涉。一方面，古籍校勘也好，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好，它们都服务于解经这一最终目的，并从属于古代的经学； 另一方面，古籍校勘工作的开展离???开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相关知识，而文字、音韵和训诂的研究也需要在校勘的基础上进行。对此，王引之深有体会，他说：“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而已矣。” 其实，不止王引之如此，“用小学说经”“用小学校经”可以说是对整个清代治学特点的一个总结，这一点正如倪其心先生所说，他们“广泛搜集包括版本以外的各种异文材料，根据本书义理，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版本和有关历史知识，分析考证异文和正误，明确主张订正刊误，敢于改正文字。”[3]（49）正是由于他们能够很好地把两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所以，他们才能在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研究方面以及文献校勘方面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我们从皖派学者的治学实践中举些例子，看他们是如何把校勘与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以便从中发现清代语文学的发展对校勘学发展的影响。 　　（一）利用文字学的知识校正古籍用字错误 　　记录文献的文字出现讹误，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就是文献产生以后，汉字字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文献在后代的流传过程中随着字体的改变面貌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文献整理者倘若不明文献最初产生时代通行的字体，以及后来汉字字体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就有可能把本来正确的字改错或解释错误。清代学者利用有关文字学方面的知识在匡正文献用字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例如：《淮南子?内篇》：“吟德怀和。”高注曰：“吟咏其德，含怀其和气。”对此，王念孙指出： 　　“‘吟’非‘吟咏’之‘吟’，乃‘含’字也。《原道篇》：‘含德之所致也。’高彼注曰：‘含，怀也。’此云‘含德怀和’，《本经篇》云‘含德怀道’，‘含’‘怀’，一声之转，其义一也。‘含’字从口，今声，移‘口’于旁，字体小异耳，若训为‘吟咏’之‘吟’，则与‘怀和’不类矣。《汉书?礼乐志》：‘灵安留，吟青黄。’服虔曰：‘吟，音含。’是‘含’字古或作‘吟’也。” 　　《淮南子?内篇》中的“吟德怀和”之“吟”本为“含”字，后来因汉字构形变化，形体变作“吟”，高诱不明，据当时汉字体系和东汉时“吟”字的常用义来解释，实属错误。对此，王念孙利用前人训诂和当时汉字构形的特点，作了正确的说明。又如《汉书》：“元朔五年，中尉殷容。”王念孙指出： 　　“‘殷容’当为‘殷宏’，草书之误也。《史记?淮南衡山传》：‘元朔五年，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索隐》曰：‘案百官表姓殷也。’则此文之作‘殷宏’甚明。” 　　“殷容”讹为“殷宏”，是因为“容”“宏”二字的草书形体比较接近，而且作“殷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