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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刑事视角探析 　　摘 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和谐社会系统的应有之义,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日益严重化以及对人类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应强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由于传统环境民事、行政责任规制的疲软以及当前对生态环境保护中各种客观境况的制约,在环境保护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因而以刑事视角探析生态保护重塑我国环境刑法是指引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走向理性化的科学路径。 　　 关键词:生态环境;刑事保护 　　 　　从环境问题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人为的环境问题是随人类的诞生而产生,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国际环境保护立法及法律责任制度的发展趋势看,许多国家倡导对严重危害生态环境行为推行“犯罪化”和“刑罚化”。[1]此时,刑法作为人类社会保护的最严厉和最后一道防线,必须也必然要在生态保护领域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 　　 　　一、刑法保护下的当前生态环境问题 　　 　　(一)刑法的机能 　　在刑法的视觉下去研究生态环境保护,首先要明白刑法的功能也谓刑法的机能。它是指刑法以其结构和运作所能产生的功效。“法的功能对法律人至少有两方面的意味:一是应当充分尊重法的功能的本来面目,而不能妄自增加、减少甚至剥夺法的功能。二是应当善于发现、发掘和利用法的功能,设法使法所天然具有的这种资源能够得以充分和有效的实现,不至于辜负了法的功能,使它的价值空自搁置或浪费。”在当前生态环境需要刑法保护的情况下,完善刑法的功能实属必然趋势。 　　 (二)环境刑法的基本状况 　　环境刑法出现大致基于以下两个理由:一是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需要动用刑法手段对之加以保护。二是刑法具有最强的威慑力,动用刑法手段能起到其他惩罚手段所不能相比的预防和惩罚作用。刑罚强制力对于全体公民产生影响:它一方面通过威慑力量抑制犯罪倾向,另一方面通过反复的和日益强烈的责难,强化和稳定公民的法律意识。因此各国都加强了环境领域里的刑事立法,如1970年日本的《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简称《公害罪法》),我国1997年《刑法》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及欧洲理事会成员国与1998年11月4日在斯特拉斯堡通过的《刑法保护环境公约》。 　　我国环境刑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体现为两种方式,即设置了环境污染和破坏自然环境两类犯罪。保护生态利益的罪名,如:第341条第一款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第344条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但是这些法律条文和罪名等规定不能胜任现实环境保护的需要,不能充分发挥刑法在保护生态环境上的积极作用。据有关方面统计,从1998年至2008年的10年间,在全国发生的重大和特大环境污染事故中,以刑法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量刑的至多不超过25%,而以刑法中的“环境监管失控罪”量刑的仅有几例。[2]一方面说明我国刑法在适用方面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刑法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和功能存在问题,而且这一点的影响作用似乎更大。 　　 　　二、刑法视觉下的环境研究的必要性理由 　　 　　综合而言,从指导思想和刑法功能上来看,我国刑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规定有以下两点个缺陷: 　　第一、刑法功能的生态环境价值缺失,环境刑法规定不周全。刑法中所规定的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仅着眼于保护其资源方面而忽视了其作为一种环境要素的属性。如《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所列举的罪状并未将只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包括在内,衡量事故的标准是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跟环境是否遭到损害没有联系。又如,第345条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的认定标准是林木的数量,使用的是财产犯罪的认定标准,而不同种类的林木、不同地点的林木,其生态价值和环境意义相去甚远,仅用数量进行衡量是不合理的,再者砍伐水源涵养区、风沙防护区、水土流失区的树木和其他地区的树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上述两罪的构成显然并没有考虑生态利益的受损害程度,没有体现对生态利益的关注和保护,刑法对生态系统平衡的保护也基本处于空白,诸如外来物种入侵、转基因生物控制、超载放牧、人工修建大型工程的行为都未予规范。[3] 　　第二、我国刑法的规定注重人身罚,轻视对影响生态环境效益的处罚。刑法的制裁手段偏重人身罚,但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往往是为非法牟利造成的,所以没有经济制裁相配合适用,对生态维护的作用不够。如《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列举的罪状并未将只造成环境严重损害的情况包括在内,衡量事故的标准是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跟环境是否遭到损害没有联系。刑法中有关破坏生态环境的罪名缺乏明确的罪状,没有具体规定罪状,例如344条的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没有规定具体罪状。总之,刑法中的规定主要是从资源效益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