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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文献资源文化学意义和符号学价值 　　摘要　特色文献资源建设是现代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标志，是衡量大学图书馆文化底蕴和社会影响力的集中体现。然而，人们对文献资源建设的认识是不够的，在理解程度、评价标准和研究方法上尚有不足，使得资源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影响力有限。该文从文化学和符号学角度探讨文献资源建设与发展的有关问题，力求突破传统图书情报学关于资源建设的惯常模式和理论方法，寻求对文献资源建设的另一种理解和创新性实践。 　　关键词　特色文献资源　文化学　符号学 　　 　　现代大学图书馆因为有资源而存在，因为有读者而存在，因为有社会的需求而发展。资源的多少和优劣是大学图书馆发展与否的“根本”所在，是衡量大学图书馆文化底蕴和社会影响力的集中体现。著名学者、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有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得先生的启发，我们是否可以说：大学图书馆的存在不仅在于馆舍的恢宏、设备的先进，还在于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建设的好坏、馆藏资源的多少。换句话说，资源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是现代大学图书馆存在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有必要思考资源建设的深层次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图书馆的资源有纸本资源、电子资源和人力资源(服务者)等。多年来，图书馆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少，也有不俗之见。可是，综观其特点，略有不足的是关于纸本资源建设的思考与研究问题。有的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较为简单，导致文献资源建设上观念的陈旧、认识的狭窄，应该廓清。那么，问题出在哪呢?我认为主要在研究视野和理论方法上存在问题。在特色资源建设上，我们可以探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办法，借用文化学和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解决纸本文献资源建设中应重视的一些问题。 　　 　　1 特色文献资源的文化学阐释 　　 　　形象地说，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是一套综合化、动态性的“大书”，需要不断充实，不断完善、不断解读。它聚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我们要进行系统建设，就要有对系统进行认识的“头脑”，就需要对特色文献系统的内涵做出分析和判断，力图发现其中的意义。这里，我将结合文化学的一些方法，探讨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的构成问题。集中地说，我认为大学图书馆特色文献资源应该包含以下因素： 　　1.1文化意识 　　“文化意识”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问题、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学意义上的问题，它包含制度文化、实物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面。我们在选取特色文献时，应该注意这些特征，选择有代表性的、体现人类“文明”的“特色文献”，加以保护和传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文化的学科性基础问题。依照学科进行归类，如结合民族学、宗教学、哲学、语言文学、历史学等学科性知识来整合特色文献资源。而且，在特色文献的选择过程中，我们还应该以共时态眼光来审视文献的存在意义和实物价值，即把特色文献资源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进行结构性研究与整理，把它放到21世纪的人类文化平台的结构系统中去研究与分析，注意它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探究“文献”的结构意义和使用价值。如能做到以上方面，那么，特色文献的选择就更有价值，更有生命力，资源的文化意义就更浓烈。如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在西南联大图书文献的整理和利用上就做了很多工作。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同仁通过几年的努力，从本馆众多的藏书中搜寻到西南联大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献和图书资料。从建国前后的图书文献中收集、遴选了关于西南联大问题研究的图书资料，对之加以珍藏，并特辟了两间库室，成立了“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西南联大文库”。这些过程量大，具有较大影响，为研究西南联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其中，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建立于2005年1月，图书馆收集了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北归时留下的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印章的部分藏书，其中，中文图书约4280册，西文图书约2086册，线装书38种，报纸12种，期刊14种。室内所藏图书虽经60余年风雨，但文献价值丝毫未减，名人大家之作多有陈列。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之父杨武之先生签名的借书卡有之；盖有联大藏书章的《列宁选集》及进步书籍有之；民国元老李根源先生亲笔题写“赠给联大”的图书有之；联大中文系罗庸教授《鸭池十讲》的海内孤本、亲笔题名的珍贵拓片有之；“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罕见图书章有之；联大蒙自分校、叙永分校的图书有之。凡此种种，不一枚举，弥足珍贵。可以说，建设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事，有利于抢救和保存联大留下的珍贵遗产；有利于发扬联大的办学精神及优良的学术传统，启示后学；有利于构建新的研究平台，推动云南乃至全国的西南联大学术研究。 　　如果说“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的建立是为研究者提供珍贵的实物文化的话，那么，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随之建立的“西南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