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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水平变动人口效应分析 　　摘要：本文基于一人口变动研究的参照系，运用标准化方法，分离出生育因素对未来人口总量变动、年龄构成变动的分时间序列影响，以及其与初始人口构成的交叉影响，揭示出因生育变动而产生的人口总量和结构相对变动的分时间序列分布规律。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生育变动对人口总量的影响力在最大处得到持久保持，对人口的年龄构成影响却在65年后发生转折，像机械波一样“耗散”至消失，人口总量变动对结构变动的弹性也呈现周期性变动。此外，生育变动对老年人口比重和老年负担比的影响基本一致；但对劳动人口比重和社会负担比的影响，却截然相反。本文在现有人口变动研究的范式上做了新的尝试，并构建了一个核算生育水平变动在未来任一时点的人口效应的方程。 　　关键词：生育；人口变动；人口效应；人口结构：更替生育水平 　　中图分类号：G4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7)02-0204-10 　 　　 　　在道德、伦理等因素制约下，对生育行为的干预，是优化一个国家的未来人口总量或年龄结构唯一、也最为有效的手段。始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计划生育运动，在短时间内大幅度降低了妇女的生育水平，有效遏制了中国人口迅猛增长态势，减少了3―4亿人口出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数量控制效果，为经济建设营造了宝贵的“人口红利”时代。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降低生育水平同时也加剧了中国人口老化的进程。在2000年前后，中国各地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陆续超越7％的公认的人口老龄化的基准线。在西方社会人口老龄化影响警醒下，国内一些学者对这场“迟来的”、“从未经历过的”人口老化产生下意识的“恐慌”，发出“未富先老”论调，并呼吁放松“二孩”生育政策，以促使“优化人口结构”。此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衍生出的家庭层面负面效应亦逐渐显现，也引发了一些社会学者和公众对现行生育政策的再思考。认识人口结构问题，可借用罗兰?巴特的话：“结构像一种官僚主义，它‘不会偏袒任何人，因此就显得很可怕，哀求它也无济于事，…没人能同结构打官司’。” 　　一方面，由于生育水平变动对人口年龄构成的滞后影响突出，对人口总量变动的影响表现为巨大的惯性作用(Momentum of population growth)，致使可能的人口政策调整方案对未来人口数量控制和人口结构优化等方面的协同分析更为复杂，不同方案涉及的最优调整幅度、调整时点都很难把握，认识分歧大；另一方面，自1992年以来，中国低生育水平的真实状况是一个大谜团，潜在的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动，至少在认识上仍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最有代表意义的生育调整方案有“软着陆”方案和“缓着陆”方案。再者，国家的人口政策对未来人口总量和结构调控方向上存有极大的模糊性。表现在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方针政策，首肯“控制人口数量”的突出重要性；2006年10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指出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将从单一人口控制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型”，预示着未来生育政策调整方向是调高政策生育水平，以延缓人口老化进程。 　　此外，长久以来，人口学界一直都存在有关人口数量问题与人口结构问题孰为第一位问题的争论，有学者主张总量第一，结构第二，也有主张“总量与结构并举”，期望通过提升政策生育水平，以达到延缓日趋老化的人口结构问题。其实争论的双方都定性地认识到人口数量和结构问题是辩证的统一，但只局限于现实人口的不同生育率变动方案下的人口变动比较，不曾解析生育因素单独对未来人口年龄构成及变动的影响与单个人的生命历程存在内在逻辑联系。 　　鉴于现实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构成既是今后人口发展无法选择的基础，也是历史人口变动，尤其是一次次(年年)生育水平变动的综合结果。本文拟选取保持更替水平生育(记为TFR0)的人口为研究人口变动影响的参照系，剔除历史生育变动对未来人口的总量和结构的滞后影响，定量地测度每一年(次)生育率变动对人口总量和结构影响，探寻其分时间序列分布规律，并预测任何一次生育水平变动在未来不同时期对人口总量和结构的综合影响力及分布。 　　 　　一、人口结构的“内在”老化和“人为”老化 　　 　　老年人口(指65岁及以上人口，下同)占总人口比重是人口年龄构成一项敏感性指标，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意义。资料显示，世界范围内老龄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人口增长停滞或负增长的国家人口老化严重，如西欧德国、法国等国；生育水平短时间内迅猛下降国家的人口老化现象，更为显著，如日本和韩国。各国老年人口比重及变动，因其经历的“人口转变”历程不同，或人口发展阶段不同而差异巨大。中国的老年人口比重上升自然也不例外，以2000年为例，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为7％，与之对应，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4％。据联合国2002年预测，到本世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