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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先生对五四反思 　　【编者按】2008年5月9日，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逝世，中国思想界又失去一位勇于思考的智者。王元化先生逝世正值本刊编辑五四运动89周年纪念专题，而对“五四”的反思正是王元化先生晚年思想的重要一面。因此，本刊发表罗银胜《王元化先生对“五四”的反思》一文，既是对先生的纪念，也希望引起读者对“五四”丰富内涵的多角度探讨。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近日与世长辞，中国又痛失一位文化大师。王元化先生晚年谈得较多的学术问题，涉及到“五四”运动的反思、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抒情性特点以及京剧与传统文化等等。他自己认为，对于这些学术课题，自己实际上只是提了一个头，希望后人能够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五四”，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课题，一提起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到“民主”、“科学”、“民族主义”、“反传统主义”这几个词。的确，它们构成了“五四”的基本形象。但是，“五四”运动是一场多层多面的复杂的运动，它具有多元复杂的思想面向，仅仅这几个词是无法涵盖“五四”的全部内容。 　　 “五四”思潮虽然错综复杂，但无外乎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开药方”、求出路。明乎此，王元化先生在《谈掌故书》里所表露的：“我也一样觉得自己思想光亮太少。我实在觉得中国人民多灾多难。论聪明，论才智决不后人。百余年来，仁人志士为此家国，舍身忘己，忍大苦难，仍无法力挽狂澜，促其新生。瞻望未来，茫茫不见光在何处，每念及此，不觉悲从中来。这真是一语中的，发人深思。” 　　因此，倡导对“五四”进行反思的王元化先生质之于词：“‘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影响，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以免真正的“五四”精神被形形色色的“五四”思潮所隐没。 　　王元化先生对当下的中国社会进程而言，已经成为一位显示了“反思”力量的标志性文化人物或是一种富有感召力的精神存在。因为其反思对象的敏感度和其达到的深广度，其文字的能量超出了学界的狭隘地带，成为在社会空间迅速传播的公共精神资源。 　　王元化先生自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年代”，从那时开始，王元化先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反思过程。姑且不论王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否最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我们至少从中看到了他探求真理的执着追求。这种反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而从王元化先生的反思中，也许我们离历史真实更近了一步。 　　平心而论，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昧于反思。“文革”结束后，“原谅”充斥耳畔，反思，尤其是深刻自省长期缺位。我们欠缺的，恰恰是知识分子所必需的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究其内因，套用明代李贽的话或许再合适不过：非无思想，以领袖的思想为思想；非无是非，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被蒙蔽”真的无罪？听听萨特怎么说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而王元化先生却特立而独行，他的反思一以贯之，不屈不挠。独立的人格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正是王元化先生反思的起点与归宿。他的反思的历程，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何谓反思，在王元化先生看来，就是要成为真正的启蒙者，“就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王元化先生对反思的概念作界定时，就说过：“可以把反思说成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寻求真知。这种反省之所以发生是鉴于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念，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王元化先生还指出，“只有经过正确的估价，我们才能从过去的文化资源中淘炼出最精粹的部分。这需要更理性更深入地去进行思考”。王元化先生的这番话，可以作为我们观照反思的意义的钥匙。 　　在上世纪90年代，王元化先生反思的重点所在，是对“五四”的再认识。这对从小就受“五四”精神之浸润的王元化先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智慧的。他指出；“今天仍需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一九二Ο年，从小就受到了‘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后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我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漠、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