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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身份引发对书画相关性思考 　　一支毛笔生成了中国历史上幻烂而备的两种艺术形式――书法与绘画。书与画宛若银河笼罩下的两颗行星，遥遥相望却又彼此共存。自然，书画相关性也成为书画史研究中最引人入胜的话题之一。社会由人组成，人又创造了物，逝者如斯夫，时间如流水，历史的长河总留给后人无穷窥视前人的想象，书画史研究也是随着一代人、一代物，一点点叠加而生成。人、工具、作品一起构成了书画史研究的三要素。书与画的联系似乎有某种不可言说性，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这种可欲而不可言的感觉状态使得书画史研究充满玄妙，但又生机勃勃。 　　一、“人”的概念――书家与画家的主体身份 　　书画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下的学科，其“书画”的特殊性往往会使我们关注人作为书家、画家的身份属性，而忽略其背后的社会属性――作为社会中人的存在。当我们谈到某一书家或画家时，思维中所构筑的形象往往是他的作品、他的书画地位，似乎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就是书与画。“书画”给人的定论会引发思维模式的局限，尤其是在“人”的研究上，会显得不那么饱满。书画史研究始终是统筹在历史研究的范畴下，在读历史学著作时，我们也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有史无情乃史官所长。对于历史人物，历史学家大都记载的是他们的事迹，比如学说、著作、政绩等，对于其情商部分的诗书画艺充分论及地很少，当然这正是书画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这里涉及到一个主次之分，好的书画史研究是在大的历史观的统领下，再做“书画”分析。同样对于书画家的定位也是包含在内的。大的历史观指的是书画家首先是社会中的一员，其次才有书家或画家的身份存在。这就像今天的一张名片，我们所认同的书家或画家其往往还有供职单位，也许是高校、也许是政府部门、也许是科研机构、也许是私人企业、也许是书画创作院，等等。事实上其背后的供职单位，所从事的职业才是某某书家、画家的主要身份。当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清直至当代，以“书画”为专门职业、专门从属身份的人越来越多，但在明清之前，在能载入史册的书画家身上这种状况却不为多见。 　　如窦?U在《述书赋》中说，“虽六艺之末日书，而四人之首曰士。书资士以为用，士假书而有始。”刘禹锡在《论书》中也说，“礼曰：士依于德，游于艺。德者伺？曰至、曰敏、曰孝之谓。艺者何？礼、乐、射、御、书、数之谓。是则艺居三德之后，而士必游之也。”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又记叙，“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显然，从唐人的书论画史中，我们已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现象的存在，“士”与“艺”的关系也被清晰地揭示出来，无可争辩，“士”在“艺”的传承与创新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书画相关性即书法和绘画之间的联系，所谓联系，用哲学术语讲，指的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和事物之间所发生的关系。书法与绘画包罗万象，之间的关联更似一复杂的矛盾体，并且这种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发展。书法和绘画究竟有什么联系，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于书、画创作实践及书论与画论的关联上，在“人”的概念上很少论及，人作为创作的主体，在书画研究中一定是迈不过的一道槛。书家、画家的身份和万事万物一样，先有一般性，才有特殊性。 　　余英时曾在《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一文中，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春秋以前的“士”，他说：“以社会身份而言。‘士’限定在封建贵族阶级之内；在政治方面，‘士’限定在各种具体的职位之中；在思想上，‘士’则限定在诗、书、礼、乐等王官学的范围之内。”虽然至战国“士”的社会身份又发生?化，脱离贵族，而成为“四民”之首，但这并不影响“士”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要求。此外。“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演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用余英时的话说： 　　“士”的传统虽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地，“士”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但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士”又可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相呼应。 　　由上，士与艺的关联可以不再论及，顺其条理，历史上能载入史册的、我们所贯之的书画家，其背后的主体身份是属于“士”这一社会阶层，“士”的社会属性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面貌，书家与画家的身份只是附属于这一生活状态。 　　这里为什么会把历史上的书家、画家的主体身份归结于“士”，而不是其他的概念，或者说明清直至当代很多书画家的主体身份离“士”越来越远，或者根本就不是“士”，而是赋予了新的身份，比如文人、乡绅、地主、平民、学者，等等；如果纠结于概念的细节之中，我想大概永远也找不出一个全面稳妥的“词义”来包容历史上书家与画家背后这种身份的关联性，因为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士”在变、“艺”也在变。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