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理论与实践.docVIP

福泽谕吉与脱亚论理论与实践 　　提要：福泽谕吉既是一位近代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个征韩侵华论的积极倡导者。这种“矛盾”性，取决于他要着力完成的两大任务：一是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化国家；二是以武威“大东亚秩序”来取代礼教“华夷秩序”。前者诱因于西方“条约体系”下的“民族国家”理念；后者催生于颠覆东亚“朝贡体系”进而取中国而代之的百年夙愿。两大任务的显隐交替和互为前提，解释了《文明论之概略》与《脱亚论》之间的表层矛盾和内在关联。 　　关键词：福泽谕吉　华夷秩序　文明论　脱亚论 　　 　　福泽谕吉(1834―1901年)，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出生于丰前中津藩士家庭。曾师从绪方洪庵学习兰学，并在江户开设洋学塾。后为幕府所用，作为出使团使节随从，三度赴欧美访问。明治维新后辞去官府职务，在民间广泛开展活动。1868年庆应四年将所设洋学塾易名为“庆应义塾”，并参加了“明六社”组织。1882年(明治十五年)，创刊《时事新报》(1936年为《东京日日新闻》所并合，1943年被《每日新闻》所统合)，宣传独立自尊，提倡史学。面对国际国内形势，鼓吹“脱亚论”和“官民调和”论。福泽一生著述颇丰，有《西洋事情》、《世界国尽》、《劝学篇》、《文明论之概略》、《脱亚论》、《福翁自传》等。 　　福泽谕吉所生活的时代，波诡云谲，变乱不居。惟此，不惟福泽一人，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界精英，都无一幸免地被卷入了渊深不可测的汪洋，惊涛骇浪，或沉或浮。福泽之所以会引来当世和后来人如此高度的关注，恐怕是因为他不但能够与世沉浮，还过度积极地引导和助推了日本当时的时务潮流，并把日本国推向了一个福祸依伏的复杂境遇。不过，晚年的福泽对自己的一生所为，肯定处无疑居多。他说：“开国四十年……其间无论是‘节目单’还是‘脚本’，称余之著译作品在全体国民自由改进、新舞翩跹的舞台上曾占有一席之地，余敢言无所愧疚”，甚至还自负地讲，自己乃“(明治)政府的导师”。 　　不惟中国，即便在日本一般大众的心目中，福泽谕吉多给人以民主、自由、正义、平等、独立、自尊等标准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印象。这种印象并非没有根据。1872年2月初编的《劝学篇》中，福泽即曾说过“天不造人上人，天不造人下人”、“从乎天理人道……有理，虽于非洲黑奴亦需致歉；无道，纵英吉利?亚米利加之军舰亦无所畏惧”、“外以万国公法与外国交，内示人民以自由独立之旨趣”等对亚洲人而言不啻振聋发聩的名言。然而，同一个福泽，也曾把西方“实力即权力”作为思考和行动的前提，在《脱亚论》一文中，则完全忘记了国际间的相互尊重与平等原则，极尽贬损“支?韩”之能事，并大呼要“脱离亚洲”，与“西洋文明诸国共进退”。面对这一充满内在冲突与矛盾的人物，丸山真男从“国内政治论”和“国际政治论”这两个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福泽在《时势大事论》中所强调的保护个人权利的“人权”论以及政府的真正职能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使之不受侵害等观点，都具有典型的近代化意义。重要的是，福泽似乎没有将“国权”和“政权”混一化，他的“国权”，其实是“政权”和“人权”的综合，并且他还把这一“国权”理念几乎依样画瓢般直接用到了对外关系上。后来的事实表明，福泽的逻辑在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上发生了分裂，并且后者总是优于前者，这一点，几乎构成了其整个学说体系的致命伤。但是，即使福泽的“国权论”提倡达到最鼎盛阶段，他强调有加的政治权力之对内界限原则，也从未被丝毫打破。至于福泽的国际关系理念，丸山认为，直至《劝学篇》为止，都基本上是以国际社会中的“自然法”或日以“启蒙的自然法”为前提和根底的国家平等观。但是，经由1875年发表《文明论之概略》这一转换过渡期，其国际社会观便从自然法思想朝国家理由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开始露骨地强调“弱肉强食”论，主张起“实力即权力”来。当然，丸山也在别篇强调了准确把握日本民族主义问题时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 　　福泽谕吉1885年(明治十八年)3月16日发表于《时事新报》上的《脱亚论》，距离《文明论之概略》的发表时间，已逾10年。人们习惯于把《概略》视为福泽的代表作，而日本文部省也一度认为，《脱亚论》并不能代表福泽谕吉的整体思想。对此，子安宣邦一个相反的意见值得关注。他认为，总体看来，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是对日本所做的文明论意义上的国家设计。因此，《概略》不是对欧洲文明论的简单翻译和介绍。定位于西洋文明的“文明化论”本身，反映了在世界历史和空间上对“文明’’与“野蛮”的区分和划定标准，也反映了人类欲脱离“野蛮”而走向“文明”的志向。正如人们从中所看到的那样，《概略》在记述文明史和文明社会的同时，也记述了野蛮的史前史和野蛮社会。积极憧憬文明的国家“日本”与停滞的专制国家“支那”，便正是在这种“文明”和“野蛮”的对比下被勾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