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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完善 　　关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相当多国家及地区的立法，如法国、瑞士及我国港台地区，均对此有明确规定。［1］我国新《婚姻法》虽然在离婚法律中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但由于这一制度在我国婚姻法中首次确立，其规定仍有许多不足和缺陷，有许多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我国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一、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义务主体有待进一步扩大?? 　　 　　在第三者插足引起婚姻破裂发生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受害配偶能否向第三者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子女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我国新《婚姻法》未作规定。?? 　　关于承担离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除过错配偶外，是否应包括插足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我国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三者应当是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应作为共同侵权人而负连带责任；另一意见认为,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并导致离婚的过错配偶,不能包括插足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因为“离婚及离婚过错赔偿是配偶之间的纠纷,解决的是配偶之间民事身份及民事责任问题。不宜将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和民事责任规定进来”。“对于第三者的行为,更适宜以道德来调整,只有在第三者插足情节严重,损害重大时才规定第三者的赔偿责任。受害人可另行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这里首先必须说明,“第三者”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通常是指介入他人婚姻,与夫妻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其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如第三人与有配偶者秘密地发生两性关系,属于通奸；第三人与有配偶者公开共同生活,属于姘居；第三人与有配偶者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公开共同生活,则属于重婚。而姘居、重婚大多是有配偶的男性供给女性生活费用且公开共同生活,在我国有些地方俗称为“包二奶”。第三者的产生原因也很复杂,有的是属于上当受骗,不知对方有配偶；有的是有配偶者的婚姻关系本来早已破裂,甚至已经分居多年,但配偶对方就是坚决不同意离婚,在此情形下,维系这种婚姻关系已是不道德的；有的是第三者贪图享受而“傍大款”等。所以,对“第三者”不宜用法律一律加以惩罚。对于这些不同形式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应当根据其社会危害性的不同区别处理。第三者如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构成重婚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他与有配偶者姘居、通奸的第三者,一般可通过道德谴责、党纪政纪处分以及批评教育等方式处理。但如第三者实施违法行为,侵害合法配偶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造成损害后果的,受害人可依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提起侵权损害赔偿诉讼。?? 　　至于未成年子女因第三者破坏婚姻关系所受之损害,笔者认为,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主体资格可以加以限制的承认。父母离婚会对孩子造成心理上和感情上的伤害,这是公认的事实。特别是因第三者插足导致夫妻关系破裂而离婚,对未成年人的心灵上会蒙上阴影,对他们的成长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而在理论上,因第三者插足导致夫妻关系破裂而离婚中的第三者侵犯了配偶权的同时,也侵犯了未成年子女的亲权,使其精神上遭受痛苦,使其期待利益遭到剥夺。基于此,笔者认为因第三者插足导致夫妻关系破裂而离婚,其子女也应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 　　二、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应扩大?? 　　 　　婚姻法是私法,权利的救济和责任的追究都直接赋予当事人,但与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不同的是,婚姻法兼有公法的性质,公法的干预在各国的婚姻家庭法中都规定得十分具体明确,不得由当事人通过协议予以变更。由此,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为法律所禁止,纯洁的、理想的一夫一妻制是法律原则,也是现代社会的文明理念,因为对配偶“不忠”而导致的离婚,会严重地侵害对方的配偶权,造成对方的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对社会稳定也是不利的。而从我国的立法体例来看,我国《婚姻法》采取列举性的规定方式,仅仅将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限定在“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况之内,这对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保护无过错方的配偶权来说,尚显得不够全面。《婚姻法》采用限定主义的规定,这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考虑似无不妥,但它是以牺牲法的妥当性为代价的。若将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相结合,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当不限于上述四种情况。笔者认为,应将一方通奸、赌博、吸毒成瘾、被判重刑等情形和其他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给无过错方造成损害的行为,也列入法定的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之内,适当扩充离婚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因,给受害者请求救济和补偿的权利。?? 　　以上所列的几项情形,在现实生活中,都是有可能造成离婚,并导致配偶遭受损害的重大过错行为,也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试以通奸为例:婚姻以感情为基础,通奸不仅是道德上应受谴责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