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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亲爱创作特色研究 　　【摘 要】陈可辛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导演，其作品在内地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亲爱的》作为一部“打拐”题材的电影，采用了近似纪录片的形式，其表现效果甚至比内地导演的作品更加本土化，是陈可辛近期的又一风格力作，这与他对内地市场敏锐的洞察力有关。笔者试图以该影片为具体研究对象，从多方面分析该影片的创作特色，希望为现实题材电影的突破起到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亲爱的》；现实题材；人物形象；视听语言；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1-0123-02 　　近年来，随着媒体的大量报道，寻亲、打拐这类社会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电影《亲爱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从早期的《甜蜜蜜》到近年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等现实类题材影片的诞生和高口碑，无不体现了陈可辛对社会现实题材的热衷。他始终追求转变和创新，《亲爱的》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一直努力追求的“商业性”与“艺术性”的平衡，彰显了陈可辛驾驭内地现实题材影片的游刃有余和深厚创作功力。《亲爱的》是根据央视早年的一则“打拐”新闻改编而成，陈可辛对故事原型进行了戏剧化的处理，同时通过情节的改编及对立双主的叙事结构，使故事变得更具感染力。但陈可辛的重点不在于“打拐”和谴责，而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和立场，讲述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反响。 　　一、细腻的人物形象塑造 　　在电影《亲爱的》里，也许有十恶不赦的罪行，却没有十恶不赦的罪人。人生艰难，生活不易，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立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利益诉求的碰撞造成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悲剧因此产生[1]。影片最大的特色是陈可辛采用了对立双主的叙事结构，打破了以往的单线条叙事，使故事的视角随着角色转移，黄渤饰演的田文军和赵薇饰演的李红琴有着各自的不幸，却有着共同的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影片前半段讲述的是田文军的寻子之路。田文军是繁华大都市里一个苦苦挣扎的边缘人物，破产和离婚让这个中年男人走向人生低谷，儿子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但儿子的丢失却让他的命运更添悲剧色彩。田文军是一个十分本分的人，他一开始奉劝鲁小娟认命，自己也默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甘于平淡。但在寻找儿子这一问题上，他始终没有听天由命。田文军作为一个悲剧角色，并不是一悲到底，因为执着与抗争，他无疑又成为了一个幸运的人，儿子的失而复得让这个钢铁般坚毅的大男人悲喜交加，在找到儿子的警察局失声痛哭，这种孩子与亲生父母相认不相识的痛是常人无法体会的。 　　影片的下半段，视角落到了李红琴身上，她被贴上了“人贩子老婆”的标签，出场时在警察局撒谎，角色让人反感。但随着剧情的深入，观众对她反而更多的是同情，她的身上既有中国劳动妇女的顺从和无奈，也有抗争命运的勇气和信心。作为一个本身被拐卖，坚信自己不孕的女人，李红琴无奈地接受了丈夫在外边“找女人”，接受了“吉刚”这个私生子，并且在丈夫去世后坚持赡养两个小家伙，把生活的希望寄托于这两个孩子身上。她是一个文化层次很低的女人，不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却为了领回吉芳，开始抗争：袭警、随身携带法律手册、找律师、做好了把田地卖掉的决心，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她不顾自身安全悄悄地爬到吉芳的窗前，却只能隔着玻璃，泪如雨下。影片的结尾让李红琴一方面陷入了痛苦之中，另一方面却得到了解脱，失去了一切，但从丈夫的谎言中走出来，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孩子，但对她而言，未来的路依然很艰难。 　　韩德忠在剧中是一个形象十分丰满的人物，他曾经冷血地吃猴脑，在孩子丢失后却开始吃素，不断地用放生来弥补自己曾经杀生的愧疚。他创办了寻子会，原以为可疑车上的麻袋里装的是挣扎的孩子，结果奋力解救的却是一只猴子，通过这个片段，陈可辛表达了他对于命运和人生“因果循环”的观点，颇有佛学的意蕴，他采用很隐晦的方式来劝诫人们多行善举，避免了干巴巴的直接说教，显得意味深长，很有说服力。他举着话筒说：“丢失的孩子是不可替代的，坚决不能再生一个，要永远地找下去”。最终老婆怀孕，他的眼里是无尽的痛苦和不甘，那一刻他不愿放弃，却又不得不认清现实。 　　《亲爱的》除塑造出田文军、李红琴这样典型的人物外，还塑造了一批感情丰富、形象鲜明的小人物，处处给人以希望和温暖，展现了人性的光辉。 　　田文军所经营网吧的房东虽是典型的市井小老板形象，却不乏人情味，在田文军花大量时间寻子，以至于网吧面临倒闭、无钱交租时，强行把房子租出去，最后却没有收取田文军的房租钱；收到关于鹏鹏的线索，田文军承诺给提供线索的小伙子20万，但对方坚决不收，表示大家都不容易、不图钱；而佟大为饰演的高夏是一个唯利是图、不得志的小律师，本是为了钱才答应帮李红琴打官司，但后来却被李红琴所打动，全力以赴地帮李红琴找回孩子。再如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