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奇股东会1924年汉口既济水电公司选举研究.docVIP

离奇股东会1924年汉口既济水电公司选举研究 　　[摘要]1924年，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发生竞选风潮，为争夺总理职位，公司股东以地域为纽带结成帮派，互相角力，致使股东会流产，进而在公司内部引发一场严重的权势与派系冲突，这场风波折射出股份制运行过程中一系列带有本土特色的缺陷和弊病，与此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窥见北洋政府时期企业制度内生的变化和进步，从而对其演进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也重新有了新的认识。 　　[关键词]股东会，选举，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4-0042-06 　　 　　近年来，学术界就“股份制”和“公司制”为主要论题的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比较有倾向性的意见是，中国的亲缘、地缘、乡缘、学缘等传统因素阻碍了近代公司制度的顺畅发展，如有的学者认为，股份制作为一个“舶来品”在引入中国以后就发生了变异，从而形成“中国特色”，以致丧失了公司制度的功能，仅仅成为企业筹集资本的工具。类似的观点还有，股份制“这种颇为先进的组织形式到了中国人手中最初却大有淮橘成枳的味道，且许多不符合股份制要求或原则的因素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和股份制企业相伴始终”。 　　由此引出了一些问题，晚清以降，近代中国的企业制度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走向?是趋于进步，趋向完善，还是弊窦丛生，甚至问题越来越严重?其“演进趋势究竟是与世界各国企业制度发展的潮流相一致，还是始终不能摆脱自身恶性循环的‘怪圈’”?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大量的个案研究，对其发展趋势作一个精细化的分析。以往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学术基础较好的晚清时期。而对于20世纪20-30年代企业制度的变化，无论是研究基础还是史料发掘，都显得较为欠缺。本文以这一时期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选举风潮为例，探讨中国企业制度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历史走向。 　　 　　一 　　 　　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成立于1906年，是当时国人自营规模最大的水电联合企业，也是近代中国华商企业中首家仿学西方建立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企业。20世纪20年代，既济水电公司已是汉口第一大实业公司，每年获利甚丰，“凡曾一任总理，皆可立时致富”，故“每当一度选举，莫不风起云涌，竞争甚烈”。1924年，公司定在汉口茶叶公所举行第七次股东大会，报告上年营业状况及改选总协理和董事人选，由于涉及权力更替，争夺异常激烈。选举前夕竞争白热化已见诸报端，“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改选总理，叠经本社一再披露，昨据该公司传出消息，各股东以选举近在咫尺，办理投票手续，忙碌非常，经理一职逐鹿者大有人在……待开会投票之日，以观实际若何耳”。 　　5月7日，股东大会如期召开，省署指派实业厅厅长杨树芬，汉口总商会委派王森甫、方少岩到场监视选举过程。由于出席股东会的各大股东迟迟不能到齐，股东大会未能按时开会。直至下午三点半，股东犹未到齐。无奈，杨树芬只好吩咐总理万抽伯清查到会股东数。经查，已签到的股东数，共1496户，计157263股，同公司总股数346594股比较，尚不及半数。根据公司章程第23条的规定，股东会应有公司股数过半数以上的股东到会，才能议决事件。此次到会股东既未过半数，当然不能开会。此时，官厅所派监视员杨树芬登台发言：“鄙人奉督军兼省长之命，莅贵公司监视开会，今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殊属可惜，自应改定期限，再行开会。”接着，杨氏不知出于何用意，竟话锋一转，“查公司章程第24条内载，股东会因股数不足，未能开会时，应于一月内定期再行开会，‘一月内’三字，颇觉活动，自一二日以至三十日，皆无不可，鄙意以为太远太近之期，俱属不妥，特定于本月十二日(即阳历5月15日――笔者注)再行开会”。 　　杨树芬所说的章程第24条本是第23条的救济条款，即按公司章程规定，当股东大会不足法定人数时，公司限一月内再召集股东开第二次股东会，第二次股东会不论到会股东人数多少，可以议决事件。不过，杨树芬越俎代庖代定“一月内”时间，立即引起场内股东大哗。有股东称，本公司开会之期，只能由公司董事会决定，登报通告各股东，不能由官厅以命令指定，从而剥夺董事会职权。同时认为，官厅的权力仅限于监视开会，不能逾越范围，干涉公司内部事务。于是股东中附和者颇多，杨氏顿时语塞而退。正当台下股东责杨之声未绝之时，台上忽然又出现公司监察人胡淮琴，胡的发言更为怪异，“杨厅长以十二日为再开选举会日期，办法甚善；大众不应反对，且今日会未开成，股东无权发言”。此言既出，立刻激起众怒，股东纷纷斥责其为胡说，并责问：“股东会股东不能发言，何人能发言?”更为奇怪的是，有类似小官僚的某股东，出于逢迎当道者的口吻，大声向台上喊，“今日应遵监督(指杨树芬)的示，以十二日为开会之期”。话音未落，多数股东大呼，“绝不承认，极端反对，遵不了，什么叫遵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