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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起草我党第一个档案管理文件 　　旧中国的上海，是一个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东方大都会。外滩上，耸立着层层叠叠的高楼：马路上，往来穿梭着大大小小的汽车：黄浦江中。横竖排列着各国的军舰，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在江风中飘扬……。看着这座既繁华又黑暗、既喧闹又险恶的城市，周恩来内心涌出一个念头：用共产党人的意志去征服它!此时，党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正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28年早春的一天，上海支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一处二层小楼房里，一家“福兴字号”的商行开张了。这幢楼的楼下。是私人诊所，“福兴字号”租用了楼上的三间大房。这里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秘密所在。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几乎都在这里举行。周恩来差不多天天来此办公，邓小平、邓颖超、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邓中夏、彭湃、陈赓、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也都经常在这里开会或研究工作。离此不远的戈登路善庆里的一座小楼和1141弄的一个地点则是中共中央领导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也就是中央秘书处的所在地。1931年2月初，周恩来又到上海戈登路善庆里中央秘书处视察，看一看秘书处恢复的情况如何，顺便批办一些重要文件。视察中，发现秘书处的文书处理工作比较紊乱，还有一间屋子堆积一包一捆未加整理的党内机密文件资料，大约40000余份。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机关内堆放如此大量的文件既不符合保密纪律又很危险。于是，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并对陪同的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玢然和张唯一等同志说：“在文件整理方面，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谈谈，在这方面他很有研究，你们可请阿秋给写几条文件处置办法，以便在实际工作中执行。” 　　“阿秋”是人们对瞿秋白的爱称。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在常州城东南角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五四”运动是瞿秋白一生政治生涯的开始。他一反历来文弱气质和内向性格，在超强度的体力支付和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忍住肺病吐血的痛苦，在酷热中奔波于街头，联络、组织、演讲……。瞿秋白参加革命后指出，中国革命要将武装革命和群众运动同时进行，互为促进。“八七”会议后，在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策划组织下，全国爆发了100多次武装起义。1930年他与周恩来等用“石生”、“S.Y”等化名制发了《中央对各省空洞报告的批评》、《为什么要做报告与怎样做报告》等文件，对上下行文中的“抽象描写”、“空洞的漫论”、“模糊的概念”、“缺乏实际内容”等不正之风进行了尖锐地批评。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伙借批判李立三路线之际。无端地将瞿秋白排挤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从此，瞿秋白虽然“赋闲在家”，却与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常到中央秘书处阅办文件。当黄玢然向他转达了周恩来的嘱托后，他愉快地接受委托，很快草拟出《文件处置办法》并呈送周恩来审批。周恩来对这个《文件处置办法》很赞赏，亲笔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并交中央秘书处立即执行。 　　《文件处置办法》是党中央领导人为中央秘书处拟制的第一个具有政策性和科学性的专业规定，是全面处理机关办理完毕文件的第一个具体而系统的工作制度，是党政军机关建立档案管理工作的第一个重要参照文献。它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也巩固了中央秘书处的地位。 　　1930年3月，周恩来和瞿秋白去共产国际，曾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兼管中央秘书处。1930年7月22日，李立三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中宣告：“全党形成一个军营”、“党团一体化”等等，并决定改组中共各机关。在改组中，将中共中央秘书处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合并为“中央总行委青年秘书处”，重点是搞青年运动。1930年8月周恩来回国后，立即与李立三错误路线展开了斗争。并于同年10月下旬邀黄?d然等谈话时指出：党中央“不能没有秘书处，你们应尽快恢复建制，开展工作。”然后在《文件处置办法》中一再宣布“以后秘书处应注意”等字样，这既是对秘书处的工作要求，又间接宣布了中央秘书处已经恢复并使秘书处更有秩序地开展工作。 　　中央文库就是中央秘书处下设的具体管理保存我党机密文件的地方，由中央秘书处抽调几名专门工作人员，离开机关，在合适的地方单独租几间房子，把党中央的文件电报隐藏于此。根据《文件处置办法》，中央文库实行管理文件、资料三分开。首先，将文件、电报与书报刊物分开。中央文库重点是储存党的文件和电报，附带也收藏一些必要的书报和刊物。书报刊物被拣出后，一部分留存中央文库，一部分给中央各部委使用。其次，将文件按成文机关或地区分开。最初，中央文库接收的档案只有流水账，随收随登记，未按来源分开地区或机关。1931年《文件处置办法》下达后，把全部库藏文件、资料按其来源分成：共产国际的来文，中共中央的发文，中央各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