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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粮模式演进视阈下农村土地流转社区困境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13.078[HT9.] 　　摘要：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出现了“流转慢”和“流转难”以及“非粮化”和“非农化”等现象，这对我国种粮模式的演进造成了严重阻碍。农户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因此，从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关系、承包地调整和土地流转途径等方面的认知情况来探讨农村土地流转的社区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希望能够确立农户的权利主体地位意识，尊重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和充分考虑他们的生计问题，基于此，探索和创新适合各地区农村人口结构特征的新型种粮模式，为种粮模式的演进构建稳固的物质基础和主体结构，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关键词：种粮模式；农村土地流转；土地承包；认知 　　中图分类号： F321.1文献标志码： A[HK] 　　文章编号：1002-1302（2017）13-0303-03[HS）][HT9.SS] 　　收稿日期：2016-07-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编号：15CSH050）；河南工业大学高层次人才基金（编号：2013BS016）。 　　作者简介：徐晓鹏（1984―），男，河南郑州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研究。E-mail：xxp949@126.com。 　　[ZK）]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村土地在村社内部通过自发流转集中在了部分农户手中，他们拥有中等规模的土地和收入水平，成为了农村的“中间阶层”，对农村社会起到了的稳定剂作用[1]。然而，近年来，激进的大规模农村土地流转却导致农村“中间阶层”逐渐瓦解，农户土地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虽然合作社曾被认为将会对农村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农业公司及其他商业公司等却给其带来了较大的竞争和生存压力[2]。目前，我国很多合作社已经变成了“空壳子”，甚至出现了“异化”现象[3]，对农户利益造成了一定的侵蚀。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农民都属于高度社会化的小农，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4]。与此同时，土地对他们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功能[5]。因此，如果农村土地流转不能缓解他们的货币支出压力，那么，他们必然会抵制和减缓土地流转。这些现象不仅导致出现了土地“流转慢”和“流转难”问题，还导致出现了“非粮化”和“非农化”冲动，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笔者认为农户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因此，农村土地流转中应尊重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情况和流转意愿，并从农户对土地承包经营的认知视角来深入研究农村土地流转的社区困境。基于此，本研究探索和研究适合我国各地区农村人口结构特征的新型种粮模式，为农村土地流转构建稳固的物质基础和主体结构，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BT1#]1研究介绍 　　通过查阅文献，设计了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等工具，并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预调查，对调查工具进行了修改和完善。选取了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和吉林、中部地区的河南、西南地区的云南和贵州等5个省份的11个具有代表性的农村社区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实地调查，所选取的研究社区均是课题组成员比较熟悉的农村社区，能够有效保证调查的顺利实施和所获取的资料的可靠性。调查过程中，首先采取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样本350个，其中，有效问卷333份，有效率为95.1%。针对所发现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入访谈，以确保所获取的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调查发现，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农户均分得了土地。然而，受区位情况、人口数量和种植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农户所分得的土地情况差异较大：（1）东北地区农户所分得的土地较多，平均为0.893 hm2，而中西部地区农户所分得的土地则仅为0.280 hm2；（2）土地类型方面也有较大差别，其中，水田主要分布在贵州和云南两省，其他省份较少；（3）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农户平均分得土地0.487 hm2，数量为5块，平均地块面积仅为0.097 hm2。其中，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相比则更为严重。 　　虽然第二轮土地承包延长了承包年限，且政府也允许农户按政策规定进行土地流转。但是，我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并不顺利，农户的土地权益也没有得到有效保障，主要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1）农业低效益导致农户生计模式发生改变，目前，农村人口结构已经难以适应农业生产发展需要，但是，很多农户并不愿意放弃土地，?е鲁鱿至送恋亍傲髯?慢”和“流转难”现象；（2）外资下乡导致农民被动离开土地，农户的土地权益也遭到严重侵蚀，导致出现了严重的“非粮化”和“非农化”现象。 　　2权利的获取意识、主动性与感知 　　权利意识是社会成员对自我利益和自由的认知、主张和要求，对权利的实现具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