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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隔百年回顾与反思 　　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末年，渭水流域(今陕西、甘肃一带)，一个叫周的诸侯国正在兴起，君主姬昌(后来的周文王)勤政爱民、韬光养晦，誓要推翻腐朽的商王朝，解救黎民于水火。此时，文王手下已有不少文臣武将，但他仍然感到缺乏一个能够运筹帷幄、统领全局的栋梁之臣。 　　一次，文王听说在渭水的支流蟠溪边上，有位钓鱼的老者十分怪异，他垂钓的鱼钩是直的，也不用鱼饵，三年来从未钓上过一条鱼。有个樵夫讥讽他钓鱼的方法，老者答道：“吾宁在直中取，不尚古情怀向曲中求，不为锦鳞(指鱼)设，只钓王与侯”。此话分明弦外有音。文王立即前往，在蟠溪果然见到了垂钓的老者。只见他手持直钩，悬在水面三尺之上，口中还念念有词：“快上钩，愿者快上钩。” 　　这位老者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周朝国师姜子牙，他学识渊博，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无所不知。他在有生之年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父子两代，完成了灭商兴周的大业，一个中国历史上立国八百年的新朝代――周王朝(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从此诞生。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 　　 　　周文王与姜子牙的相遇，三千多年来，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纵观中国历史，这种奇遇的发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因此，如何建立一种高效实用的官员选拔制度，是每个朝代、每个君王都必然要面临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商周时代还处于奴隶制社会，那时官员的选拔和任用，采用的基本上是世袭制度。这种制度虽然简便，但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病。当官的都是奴隶主、贵族阶层，不管才干如何，代代相传。姜子牙不过是庶民中的幸运者，尽管他有经纬天地之才，但如果不是费尽心机见到了文王，也注定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这种情况到了周朝后期出现了一些改观。王公贵族们纷纷打起“招贤纳士”的旗号，掀起了一股不问门第出身的“养士”之风。有的权贵“养士”多达几千人，所养之士称为门客或食客，无职无权，基本上充当谋士和办事员的角色，与主人的关系形同主仆。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人依靠自身才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如魏国大夫须贾的门客范睢。范睢因才华出众遭主人嫉妒、陷害，亡命秦国，在秦国为官时，他屡建功勋，使秦国变得越来越强，范睢因此成了封侯拜相的人物，名列史册。 　　汉代选用官员的制度主要是“察举”和“征辟”两种。前者是一种推举制，由地方官员负责按照朝廷的要求把各个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才推荐上报朝廷，如品德优秀者、行为端正者、敢于直言进谏者、才学出众者、孝敬父母者等等，由朝廷经一定考核后酌情录用。“征辟”制的做法是对某些有特殊名望和才能的人士，可不经推荐，由皇帝或高级官员直接征召，授官使用。 　　汉以后的四百多年间，实行的所谓“九品中正制”，实际上仍是“察举”和“征辟”的延续，只不过是将备选的人，分成了由高至低的九个等级，选拔过程有朝廷的专职官员介入。 　　举荐制的不足之处是缺乏明确统一的考察标准，主管官员的个人好恶、豪门世族的权势等都起着重要作用，拉关系走门路的不正之风层出不穷，举荐的结果往往都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豪门权贵还是操控着通往仕途的实权。这种局面直到公元7世纪隋唐年间，科举制度出现后，才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变。 　　 　　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 　　 　　科举，又称科考，它实际上是通过一种金字塔形的层层考试，筛选各级官吏。科举考试的等级，在初创的隋唐时期分为地方(州、县)级、省级、中央级三个等级。宋代之后增加了一个由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由三级变成了四级，一直沿用了下来。 　　县级考试也称“童试”，并不是指参加者的年龄，而是最初级考试的意思，童试也可以说是参加科考的资格考试。合格者俗称“秀才”，只有取得了秀才身份者，才有资格参加更高一级的科举考试，才有了登上仕途的可能性。参加省级考试的合格者称“举人”，考中举人就等于获取了做官的资格，但不一定都有官可做，碰到机会才有可能弄个学官、知县的做做。中央一级的考试，又称“会试”，一般由朝廷的礼部主持，应试者必须是举人，合格者称“贡士”，取得了贡士头衔，有点像赢得了进入“决赛”的资格。贡士都可以参加最高等级的“殿试”，如无特殊情况，他们都可以通过殿试取得“进士”身份，关键是排名的高低。竞争最激烈的是皇帝钦定的前三名，第一为状元，第二为榜眼，第三为探花。进士都有官可做，而前三名一般都可以得到品级、职位较高一些的官职。 　　科举考试的开放范围非常大，可以说是面向全社会，除妇女之外的所有读书人均可参加，不分年龄、贫富、出身、门第。得中与否全看考试成绩，而且考试的次数没有限制，不中者可反复参考，考场的大门永远敞开。因此，在长达1300年的科考历史上，十几岁的青少年或者八九十岁的老翁金榜题名都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如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年)会试，各省得中举人中，年届九十者一名，八十以上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