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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犯罪立法与法学研究契合方向 　　编者按：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网络犯罪的辐射范围早已不再局限于网络空间，而是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施加全方位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家总体安全观的视角下，网络犯罪开始与国家安全发生更密切的“接触”。网络犯罪的新变化逼使网络法律规则尤其是刑法规则的不断更新。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是1997年刑法颁布后最重要的一次网络犯罪立法，从其广度和深度来看，无异于开启了网络刑法规则的新篇章。那么，站在新的起点上，该如何评析过去网络犯罪立法的有益经验，以及科学、合理地规划今后网络犯罪理论研究和刑事立法的突破口呢？本期我们以“网络犯罪与电子数据”为专题，结合《刑法修正案（九）》中涉及网络犯罪的立法条款，既有对网络犯罪理论研究和立法走向的宏观性思考和展望，又有对《刑法修正案（九）》具体条款的反思与述评。希望以这些文章为引子，带动学界同仁共同思考信息化时代下网络犯罪的整体转型这一更为宏大的命题。 　　摘要：近一二十年来，网络、网络犯罪对于法律规范形成了全新的冲击，需要通过及时的理论研究，对法律体系进行更新。前提是首先把握网络犯罪演变的基本过程和当前态势，以网络犯罪的三种基本类型为立法指向的逻辑起点；其次要明确以规模化为基础的链条化的网络犯罪行为模式成为新常态，在规范发掘和创制技术上充分重视共犯行为的正犯化、预备行为的实行化；再次应看到网络违法犯罪高度技术化的必然结果是行为主体聚合化，将网络平台责任作为规范应对的重中之重；最后要落脚于承载公共安全、嵌入国家安全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协调的法律保护。网络法律体系转型的关键路径是网络犯罪规范与法学研究高度契合，寻觅网络刑法乃至整个网络法学的新境域。 　　关键词：网络犯罪；刑事立法；平台责任；网络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5 　　国家、公司、城市的出现对于法律体系的颠覆几近完成，风险对于法律体系的挑战由来已久，而网络对于法律体系的冲击则是刚刚开场。网络已然全方位、多角度地渗透进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已经上升到了“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最高度，网络犯罪立法系统化及其研究到了至关重要的时代。观察《刑法修正案（九）》可以发现，涉及网络犯罪的条款在数量和涉及的篇幅上，都是其他领域的罪名条款难以比拟的。而对于这些条款的指向和背景进行思索，是颇为必要的。一、网络犯罪时局图：立法指向的三个起点“打靶先树靶”，明确网络、网络犯罪的演变历程和当前的态势结构，是立法指向的逻辑起点问题，具有规范创制与发掘的前提性意义。（一）网络犯罪的技术背景：从传统现实空间中的计算机到全新的网络现实空间过去近20年，互联网不仅完成了从1.0到2.0的代际转型，而且快速进入移动互联网和三网融合的阶段。在单机、局域网时代，更多的属于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现象还比较罕见。但是，当互联网生成、演变后，网络犯罪也随之生成和演变。当网络由“信息媒介”转变为“生活平台”后[1]，就形成了电视网、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网“三网并存”到“三网融合”的信息网络时代背景：网络实现由“信息服务”向“内容服务”的转变，其时代特征是从电视、电脑、手机“三屏鼎立”到“三屏合一”。这就引发了刑法视域下网络空间化的本质的反思。 　　网络空间化的现实基础就是网络的深度社会化，包括量上的社会化和质上的社会化；而网络空间化的法律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整体网络迁移，因为物理维度并非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本质差异，网络社会关系是新的社会关系网络[2]。这一本质的反思过程其实是网络由“虚拟性”向“现实性”的过渡基本完成的过程。网络空间是与传统空间并列的现实空间，现实空间早已不再仅仅指传统物理空间，而是由海、陆、空、天拓展到了网络这一“第五空间”。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双层社会”下刑法对网络犯罪的“缺场”与“脱节”[3]。网络社会和传统社会并存、互动的“双层社会”逐渐形成是基础性背景，导致网络犯罪罪名体系的整体性“缺场”现实问题。在10余年以前，网络的虚拟性占主导地位，“虚拟犯罪”的使用是普遍的，但是，这一词语在今天几乎绝迹，取而代之是现实性占主导地位的“网络空间”。“网络空间具有虚拟化的特点，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的犯罪，多数情况只是传统犯罪的计算机化或者说网络化，其本身并不具备虚拟性。但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技术扭曲使用程度的加剧，带有纯粹性的犯罪开始出现。对于纯粹的虚拟犯罪加以前瞻性研究，填补目前的刑法真空和理论真空，是当务之急。”[4]此处“纯粹的虚拟犯罪”就是以网络为空间的犯罪，意味着网络带来的独特犯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