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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话语权对行政问责制影响及完善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网民对行政官员的问责的力度也越来越强。与传统话语权相比，网络话语权凸显了其权利和权力两重属性的特征，不仅拓展了网络舆论的空间，更是对行政问责甚至反腐廉政建设有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加强信息公开、完善相关法律、建设主流媒体、提高网民素质，及技术层面上对网络话语权的完善，以带动行政问责的有效进行。 　　【关键词】网络话语权；行政问责；主流媒体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2008年12月，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时，网友经“人肉搜索”发现其抽高价烟、戴名贵表、开高档车，事件曝光后，检察机关调查发现他确实存在挪用公款进行奢侈消费行为，江宁区委经研究决定免去其房产管理局局长职务。后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周久耕受贿罪，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 　　上述代表性事件一个特点是，通过网民在互联网上揭发，进而引起传统媒体关注，舆论哗然，最终对政府工作人员达到有效监督和问责。这些因“网”落马事件的背后显示出一个积极的信号：网络监督已经逐步在民间推动力和官方引导力的协调下逐渐实现与行政问责制、司法监督的良性互动。 　　二、网络话语权的界定与特征 　　在网络平台中，与传统的话语权相比，网络话语权有着其自身的特征。 　　首先，网络话语权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权利即资格，指主体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拥有作为或不作为的可能性。网络平台具有平等性和开放性，它赋予公民平等的话语权，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在网络中发表言论，与他人交流，也有选择网页浏览、点击的自由。网络话语权又具有权力的属性，这种权力直接表现为话语主体的意志表达可以通过网络形成强大的影响力，从而对社会行为主体产生压力。网络话语权虽未获得政治共同体所赋予的强制性，但由于表达的主体往往是“很多人”，于是这些共同意志的表达可以形成一种“场域”，不同的声音往往会被淹没。而相同的声音则会通过网络得以放大，通过交互作用，会促使舆情汹涌，形成强大的舆论声浪，产生了传统话语表达所不能产生的影响，对负有社会管理责任的公权力形成压力。因此，网络话语权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但却有着很强的现实影响力。其次，网络话语权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的特点。网络平台的出现，消除了各群体各阶层之间的障碍，超越了地域、阶层、文化程度的限制，使得过去很难有机会相互交流的人们可以就共同的兴趣、爱好、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与激辩。同时不必受到在传统话语世界的限制与约束，自由地畅所欲言。①再次，网络话语权具有互动的快捷性和透明性。与传统的媒介相比，网络平台先天的技术优势，可以实现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传播，非常适合更多的普通民众自由表达意见立场，这些信息是公开透明的，而无须象传统媒介那样，层层上报，经批准后再向公众予以公布。网络话语权所带来的网络监督，由于其匿名、开放、透明、互动、高效，可以使人们随时随地发布信息，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 　　三、网络话语权对行政问责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震动前所未有，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将其概括为“四个深刻”，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利益冲突交织在一起，各项制度尚在健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矛盾。②在这样的大环境，网络话语这把锋利的“双刃剑”的影响也尽显无遗。 　　1.积极影响 　　首先，使得行政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克服“同体问责”的弊端。由网络话语权而产生的网络监督，是一种公众通过网络来凝聚民意并整合社会力量，从而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进行问责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以公民为主体的“异体问责”，不但强化了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建设，改变了过去那种依赖执政党内部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行政机关内部对其成员问责的“同体问责”模式，而且还有助于克服“同体问责”存在的问责不力、问责效率低、问责过程不透明和问责结果缺乏公信力等诸多弊端，形成一种“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相结合并以“异体问责”为主的模式，使行政问责发挥最大效用。实践证明，离开“异体问责”的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的。只有加强外部异体问责，才能对政府和官员产生应有的制约和监督。网络话语权既是异体问责的一种形式，又是促进异体问责的推动力量。③ 　　其次，推进现代责任政府的实现，提高行政效率。网络监督使得各级政府的官员明白当自身有滥用职权、行政不作为等不当行政行为时，会接受公众和舆论的问责，由此可能受到免职、撤职、引咎辞职等惩戒，形成对公民负责理念，而这正是现代民主社会中责任政府实现的基础。 　　再次，有利于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实现“在阳光下行政”。真实公开的政府工作信息对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具有重大作用，网络监督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