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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评中神话学方法 　　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评中的“神话学”方法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奇妙结合，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分析文学、文化文本生产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观念的内在运作机制。作为一种方法论，巴特的“神话学”还具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假设，对当代文学、文化批评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罗兰?巴特；文学文化批评；“神话学”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B004-518X(2009)02-0205-07 　　郝永华(1979―)，男，文学博士，孝感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网络文化。(湖北孝感 432000)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项目编号：2005Y3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罗兰?巴特在《罗兰?巴特自述》(1975)中把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从事的研究概括为：在马克思、萨特和布莱希特等人影响下进行的“社会神话研究”。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著有《写作的零度》(1953)、《神话学》(1957)以及一些论戏剧的文章。巴特的这些研究实践确立了一种对当代文学、文化研究影响深远的“神话学”方法，这一方法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奇妙结合。巴特用“神话”(myth)一词来称谓各种文学、文化符号所生产的意识形态观念以及文化符号生产意识形态并将其“自然化”的内在机制。“神话学”(Mythologies)不仅是一种独特的方法，有助于分析文学、文化文本生产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观念的内在运作机制，它还具有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假设，并对当代文学、文化批评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写作的零度》：写作与意识形态神话 　　 　　在巴特的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中，他独辟蹊径地把17世纪以降的法国文学史还原为一种写作史试图探讨写作的历史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这种探讨不仅揭示了一种有关写作的意识形态神话，还包含了巴特对于语言结构(langue)与历史、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社会神话运作机制的最初思考。 　　在巴特看来，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语言结构是一种社会性的强制力量。它对这一时期写作的各种可能性具有根本的限制作用。他明确提出：“语言结构是某一时代一切作家共同遵从的一套规定和惯习。……没有任何作家能自然而然地将其自由插入语言结构的浓厚介质之中去，因为穿过语言结构的乃是整个历史，其完整性和统一性犹如自然本身。因此对作家来说，语言结构仅只是一种人类的地平线，它从远处建立了某种熟悉性，而且其性质是否定性的。”我们可以从上述引文中分析出以下两个基本命题： 　　第一，对于创作主体而言，语言结构具有“否定性”。作家选择写作形式的自由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受到语言结构的限制，“没有任何作家能自然而然地将其自由插入语言结构的浓厚介质”。语言结构作为作家的行为场所和地平线，并没有给予作家进行自由选择的余地，相反，它是囚禁作家写作活动的无法逃逸的牢笼。第二，“穿过语言结构的乃是整个历史”，“在语言结构中他(作家，笔者注)发现了历史的熟悉性”。因此，写作形式的变化最终由社会历史的变化所决定。尽管巴特反对以直接的历史决定沦去理解写作的历史，但仍然认为写作的形式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改变――“对于作家来说，历史象是在若干语言伦理中的一种必要选择的降临。历史迫使作家按照他无法掌握的诸可能因素来意指文学。” 　　巴特这里所谓的“语言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内涵?曾有论者指出，在写作《写作的零度》时，巴特尚未阅读索绪尔的作品。这一学术考占是否可信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中表现出的结构主义思想是不完全和不彻底的。英国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评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时说：“为了揭示语言的性质，索绪尔不得不首先抑制或忘掉语言的内容：符号的所指对象或者符号所表示的真正目的要搁置起来，以便使符号本身的结构可以得到更好的考察。”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为了分析语言结构的内部运行机制，而忘掉了语言所指向的社会现实，也忘掉了语言的内容，即语言所携带的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意义与价值系统。巴特此时的不完全结构主义在强调语言结构对个人主体限制性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语言结构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语言结构与某一历史时期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就此而论，巴特的语言结构概念并非结构主义“自足封闭”的符号系统，而是一种“指代”，“指代”着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及其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系统。特定历史时期的语言结构对于写作的限制，就表现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意义系统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于写作形式的限制。巴特对于法国“古典写作”形式的分析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 　　法国古典写作风格出现于17世纪的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