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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陈柱对清代以来墨学研究评论 　　摘 要：清代以来，墨学研究成果丰硕，而纰漏亦多。陈柱重点对毕沅、苏时学、梁启超三位墨学大家的研究疏漏提出批评和质疑，既体现学术求真的精神，又为后来学者树立典范。 　　关键词：陈柱；墨学；批判 　　本文是2014年“大创项目”创新训练项目“无锡国专与近代广西”（201410606064）研究成果。 　　陈柱（柱尊，1889―1944），广西北流萝村人。著名国学家。清代以来墨学研究繁盛，“清毕秋帆张皋文之徒，始稍稍?a缀，至孙仲颂为墨子间诂，集当时墨学之大成，而墨之书始可读，墨学始盛。五十年间，治墨学者无虑数百家。”[1]“至于清末，文网已驰，言论自由，学者遂一反而诋孔孟，尊孔子；梁启超等箸书且称为大圣人；学者向风慕义，而墨子之学遂如日冲天矣。”[2]陈柱对毕沅、苏时学、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提出质疑。 　　1 陈柱对毕沅《墨子注》纰漏的批判 　　毕沅（?v蘅，1730―1797），江苏太仓人。精通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其所作《墨子注》可视为研读《墨子》的基本工具书，其疏漏亦不可轻忽。 　　清乾隆年间，毕沅开启治墨的先导，他校注《墨子》。孙星衍为该书作序言“?m山先生于此书，悉能引据传注类书，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声音训故之原，豁然解释。”[3]梁启超认为“毕注前无所承，其功盖等于茂堂之《说文》。”[4]杜国庆肯定毕沅所校注的《墨子》，“在许多方面创辟路径，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推动了墨学研究的发展。”又认为“因其所依据之书颇为有限，可供借鉴的学术成果也不多，所以书中漏校、错校、不应校之处非常多，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作进一步的校勘。”[5] 　　陈柱认为，毕沅注墨价值重要，但疏漏不少。首先，陈柱认为毕沅“好以儒言傅会。”[6]《亲士篇》中，有“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毕沅认为古书中省“不”字，所以增添“不”字；“疚”与“究”相同，所以可说“内省不疚”。陈柱指出毕沅不明古文的用法，古文中“退”用作“彳内 ”，与“内”声相同，“内”即为“彳内”的通假。所以又可以理解为“进不败其志，而退究其情。”[7]这也符合墨子的进退之道，而不是毕沅认为的“非内省不疚”的消极主义。又如，《亲士篇》云：“虽杂庸民，终无怨心。”[8]毕沅作注为：“言逸佚不怨。”[9]陈柱从墨子所提倡的救世观出发，认为应解释为“与庸民杂居，亦无怨也。”[10]故陈柱认为毕沅上述所云“皆傅会儒言之失。”[11] 　　其次，陈柱认为，毕沅所引据的类书漏略很多。毕沅认为《法仪篇》中的“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简脱“爱”字，可根据原文的意思增添“爱”字。但是，陈柱提出在《群书治要》的引证中已经有了“爱”字。在《七患篇》中，毕沅认为“大臣不足以事之”中之旧版简脱“以”字。但在《群书治要》中，也有“以”字。[12] 　　再次，毕沅论证不完备。《耕耘篇》中有“古者周公非关叔”句，毕沅注“关”即“管”的假音。有的版本改作“管”，毕沅认为不应如此。但《左传》所云“掌其北门之管，即为关也。”毕沅认为，此“管”可作“关”。[13]陈柱引用《说文.木部》中的“棺，关也，从木，官声。”由此可知管可从官声，而官声又有关义。所以“关”“管”是相通的。所以毕沅论证不够完备。 　　2 陈柱对苏时学《墨子刊误》的纠偏 　　苏时学（爻山，1814―1874），广西藤县人。清代学者。他对墨学的研究主要有《墨子刊误》，其偏失亦存，陈柱同样予以指陈。 　　孙诒让称赞《墨子刊误》为“专门之学”[14]。“苏爻山以所著《墨子刊误》见示，正讹字，改错简，焕然冰释，怡然理解。”[15]足见苏时学所著《墨子刊误》的创获。 　　陈柱认为，苏时学该书的纰漏之处有三。首先，笃信《伪尚书》，误解《墨子》。在《非命》篇中，“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苏时学认为，“殷”应改为“夏”[16]。而《泰誓》中“厥鉴惟不远，在彼夏王。”《泰誓》引用《伪书》要将“殷”改为“夏”。但作《伪书》沿用《墨子》。[17]《泰誓》是伐纣王之后的告诫言辞，简朝亮在《尚书集注述疏》中作过考证。[18]作《伪书》者误以为《泰誓》是伐纣时之言，所以将“殷”改为“夏”。 　　其次，苏时学不擅长于小学。《尚闲篇》“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证也。”苏时学在为此句作注时，称：“事当为使，二字形近而讹。”[19]陈柱指出，苏时学不知古字中“事”与“使”为同一个字。[20] 　　再次，苏时学刊书不够严谨。苏时学将《所染篇》的“则子西易牙竖刁之徒也。”录入《法仪篇》。《修身篇》“身劳不图”中的“图”写成“??”。[21] 　　3 陈柱对梁启超《墨子学案》的质疑 　　梁启超（卓如，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的墨学著作有《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