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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中人情是不可或缺润滑剂 　　作为组织主体的人都会存在人性弱点、行为能力差异，而且行为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这都需要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功能来消解人性的弱点、增强行为能力的一致性和克服行为环境的不利因素。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的深深影响，形成了人情化的思维习惯、处事方式，在管理中，不能让制度扼杀人情，但也不能让人情完全侵蚀制度。在运用人情管理时，吸收和借鉴科学管理方法，追求人情化与制度化的和谐共存才是真理。 　　一、制度：组织的必然需要 　　1.制度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作为组织主体的人都会存在人性弱点、行为能力差异，而且行为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这都需要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功能来消解人性的弱点、增强行为能力的一致性和克服行为环境的不利因素。人性是善恶的结合体，善与恶总是相生相克，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只不过具体到每一个人时善恶所占的比例不同而已。人在什么时候是“善”的，什么时候是“恶”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当时所处的制度环境。制度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人性，但制度可以影响、左右人性中善恶的释放比例。而一个好的制度更能够激发人性中的善的释放，抑制人性中的恶的释放。只有这样的好制度，才能够真正保障组织中绝大多数人的应得利益不受损害，从而使人人向善，使组织和谐、持续的向前发展。 　　2.制度的存在有其经济性。诺斯强调技术的变革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但如果没有制度的创新和构建，技术创新的成果很难巩固、延续下来，那么人类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则也无法实现。总之，制度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我国的宋代，其时技术知识有了很大进步，但并没有出现西方国家那样的工业革命。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人们发现是因为当时的宋代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即缺乏一定的制度基础和制度创新，从而没有把当时先进的技术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制度发展的不足使技术进步的成果和潜在的巨大市场难以起作用，也就无法出现工业革命了。因此，一个国家要取得经济增长，首先需要有适宜的制度。 　　综观我们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历程，会发现制度创新贯穿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始终，并对经济增长起着加速推动的作用。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为11.7%；1984年全面启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当年GDP增长15.2%。从制度的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变化周期来看，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制度的波动，经济周期和制度创新周期相当吻合。制度变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制度的存在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尤其是不良行为，一方面使各种生产和交易活动变得有序且具有可预见性，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降低了很多不必要的费用。现实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是基于某种信任的，而信任是需要某种秩序为基础的，因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制度来禁止或约束各种不可预见的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减少了各种交易费用（科斯的交易费用包括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制度变迁原本也是遵循成本收益分析原则的，即制度是否变迁取决于制度变迁所引发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虽然制度的建立、维护和更替需要成本，但当这种成本远低于制度所带来的收益时，理性的经济人自然就选择了推动制度创新和巩固制度的存在。既然制度的变迁是基于收益大于成本这一原则，而社会又处于不断发展中，因而制度的变迁反映了经济的增长，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源泉。 　　二、人情：中国的文化土壤 　　从人情的起源来看，中国离不开人情。在悠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家庭占据了主导地位。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将家族和国家二者结合起来的制度。时至今日，虽然宗法制在中国社会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其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影响着中国组织的管理方式。德鲁克在谈到中国式管理时说：日本的管理在于它能把家庭的因素从现代企业中完全剥离出去，而中国式管理恰恰相反，它是把家庭因素融合到现代企业管理中来。这种中国式管理的关键就是人情的融入。 　　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的长久影响，形成了人情化的思维习惯。儒家文化内容丰富，规定着中国人的人情教化和思维习惯。如看重义气，为情谊两肋插刀，甘愿为他人承担风险甚至自我牺牲，中国人自古对此就颂道和追求；又如提倡仁者爱人，这种爱不是狭隘的爱，往往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爱身边的人扩大到所有人；再如宣扬忠恕，即对人忠厚，宽恕他人。儒家思想所反映的都是群体中的群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使得中国人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