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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中政治性 　　摘 要：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认为，现代文学理论总是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建构理论的目的、中间的诠释过程、以及最终的价值指向都具有政治性。拉康是后结构主义大师，他重新言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使其政治性更为彰显。 　　关键词：精神分析；欲望；政治意识；所指 　　引言：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结论部分写道“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1]伊格尔顿试图提醒读者，如同不存在纯文学一样，也不存在纯粹的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理论总是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关，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总是有时代社会的烙印。笔者受到伊格尔顿启发，试图从政治批评的角度重新勾勒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由此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个体世界，而是与社会政治有关联的理论系统。 　　一、从弗洛伊德理论看精神分析的政治性 　　弗洛伊德的理论围绕一个中心矛盾展开，即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压抑冲撞。在这里，现实原则是现实社会秩序对人性的压抑。在现实社会中，人不能够完全遵循自己的意愿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是遵循社会的秩序理应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当然，在弗洛伊德看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到达最内层的意识，我们永远在无限接近却又无法触摸，这就是隐藏人性欲望根基的无意识领域。如果无意识领域的成分一直被压抑会得“官能综合症”，只有通过将个人私欲的无意识领域升华宣泄，导向更有价值的社会目标，这样一来，个人情绪得到了宣泄，避免了陷入精神疾病的困境，社会政治秩序也得到了有力的维护。由此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携带政治性的。 　　首先，精神分析起初目标并不是专为文艺批评而存在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目的是为了治疗精神疾病，以谈话治疗的方式排遣精神病患的压抑，从而获得成为一个社会政治秩序所允许成为的人的资格。在进行谈话治疗的时候，精神病患者有可能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绪转移到精神分析者身上。比如患者在现实中受到了家庭暴力，那么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患者有可能将分析者当做施暴人。这种情况之下，精神分析者有可能受到患者无意识领域的攻击，因为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病人是最逼近无意识领域的一类人群。另一方面，精神病人这些攻击性的举动正是其无意识领域压抑成分的外显，分析者正是通过这些外显的攻击性举动窥探到病者的无意识领域。在无意识领域，分析者找到病者的病因，从而安抚相关的无意识躁动因子，排遣不安，达到治愈目的。这正是谈话治疗发生作用的原理。由此看来，精神分析并不是一门特意为了文本分析而存在的理论，而是有医学上的心理分析的目的和疗效。而到后来，精神分析怎样被引入文学文本的分析并发生作用暂且不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社会上个体不安灵魂的抚平，看到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社会个体心理健康的引导。或许没有哪一个文艺理论有如此直接功效，能够抵达人的无意识领域，针对性的进行病理分析。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恰好做到这一点，治疗精神病患，最大限度的抛弃了文学理论与现实无关的论调，关注社会个体，稳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与社会政治秩序最为直接相关的一套理论。 　　其次，精神分析理论中凸显了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压抑，也即社会结构、社会道德、社会法律等一系列社会意识形态对凌乱狂奔的无意识私欲的压抑。而这种压抑恰好是社会政治性在个体身上的最大体现。弗洛伊德在分析俄狄浦斯情结时候认为，在早期，儿童由于吸吮举动对母亲有着天然的依恋，父亲出场使儿童心理受到威胁。此时，儿童也意识到除了自己和母亲的身体之外，还存在广阔的外在世界。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也不是停留在幼儿封闭的个体世界，而是形成幼儿――母亲――父亲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儿童意识到自己对母亲无法无天的占有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受到父亲这个现实存在的压迫的。当然在家庭网络中，父亲还只是单一的压抑，但是随着儿童的成长，父亲这个角色逐渐变成一个符号，象征着现实社会中对于自身无尽欲望的阻挡。在成长后进入现实社会中，每当现实原则对于自己快乐原则产生压制冲撞之时，儿童都在无意识领域感受着儿时母亲被父亲抢夺时候的痛楚。但就是这种痛楚使得儿童逐渐接受现实原则对于自己无法无天的快乐原则的压抑，而逐渐隐藏不被社会秩序所接受的欲望于无意识领域，最后到儿童自己都忘了这些私欲的存在。直到这时，儿童终于从过去那个有着施虐倾向的无法无天的个体，成长为一个符合社会结构、政治秩序所接纳的良好公民。 　　第三，精神分析的最终指向不尽然是个体的幸福指数，而是指向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当然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企图透过个体对于幸福快乐等个体私欲的追寻窥探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性问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后期走向悲观主义的论调，他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