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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亚.奥伯主要观点及研究特点述评
约西亚.奥伯主要观点及研究特点述评
[摘要]约西亚?奥伯是美国著名的古典学者,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而著称。本文详细介绍和考察了奥伯的主要观点及其研究特点。虽然研究方法有一定争议,但是奥伯的研究仍然为古典民主政治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约西亚?奥伯,雅典民主政治,古典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6―0039―05
约西亚?奥伯(Josiah Ober)是当代欧美研究雅典民主政治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尤以《民主制雅典中的大众与精英》(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驰名于欧美古典史学界。在中国,约西亚?奥伯的著作也开始受到一些学者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对奥伯的主要观点与治史特点还缺少全面的介绍和评价。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不足之处,恳请指正。
一
奥伯从事雅典民主政治研究将近30年,学术论著很多,并且绝大部分都是研究雅典民主政治的专题性著作。他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雅典政治领袖服从于民众的“意识形态霸权”(the hegemony of ideobgy)。在分析了大量阿提卡演说词后,奥伯认为在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中,民众与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持续的对话,正是这种对话使得雅典民众普遍相信:集体智慧的力量要大于个人的。民众通过控制公共话语掌握了城邦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使得公民集体对城邦的统治得以维持。精英人物们不过是民众的代言人,服从于“民众的意识形态的霸权”。奥伯还认为,跟现代政治精英集团不同的是,雅典的政治精英们没有政治决策权,他们只能通过公开演说提出合理政策性建议的方式来获得领袖地位,是否采纳其建议的决策权则掌握在公民集体手中。由于每一项政策建议都必须经过公开的讨论和公民集体的投票,若要保持领导地位,他们就必须不断地提出符合公民集体利益的、能被公民集体接受的政策建议。这意味着,雅典的政治精英阶级是受制于公民集体的,而不是相反。所以,他认为雅典民主制可以例外于现代民主政治无法避免的所谓“寡头铁律”(TheIron Law of Oligarchy)。
其二,克利斯提尼改革是民众自发的革命。继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政治精英与民众关系后,奥伯再次用它来解释克利斯提尼改革。根据希罗多德(Herodotus)记载,在雅典人占领卫城、击退斯巴达国王克列奥门尼(Cleomenes)和伊萨哥拉斯(Isagoras)的行动中,所有的雅典民众“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情”。据此,奥伯认为在雅典民众中已经形成了较为普遍的民众意识,即对城邦公共事务强烈的共同观念。因为希罗多德的记载并未提到任何一位领袖的名字,奥伯据此认为当时的群众没有领袖,革命完全是一种群众自发行为,所以他就将公元前508―507年的革命看做是一场没有领袖的自发的民众暴动。奥伯还力图说明,尽管克利斯提尼是雅典革命中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起关键作用的是民众。民主制不是由仁慈的贵族交给良众的,而是民众自身集体决定、集体行动以及自我解释的产物。并且,在《雅典革命》一书中,奥伯仍然继续强调意识形态中的互动影响,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克利斯提尼除了照顾民众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克利斯提尼不是革命行动中的权威领袖,雅典民众的行动已经形成了新的政治局面。克利斯提尼认识到雅典民众的革命行动已经改变了政治环境和政治进程,雅典不可能再回到贵族集团的统治之下,或者至少他看到任何倒退的企图都会带来流血,所以才进行了宪政改革。 其三,公元前5世纪与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政治实质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民主制雅典中的大众与精英》一书中,奥伯用两章的篇幅讨论了雅典政制的历史和组织制度、社会各阶层在政府中的作用、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社会冲突的实质,以及意识形态所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背景,最后他得出结论:尽管有种种宪政方面的调整,但两个时代的雅典民主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是激进民主,而公元前4世纪的是温和民主的观点是错误的。在雅典,没有统治精英,没有政党,没有追随者。民主政治的决策机制反映出民众是一个经济的、社会的和地理的整体,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机构在雅典是不存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雅典民众统治着一切。公元前403―前402年权力从公民大会转移到法庭,是一次宪政方面的调整,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水岭,因为议事会、陪审法庭、法律都代表着广泛的公民基础。换句话说,“不同组织的社会构成是基本相同的”。 其四,雅典民众的意识形态远比法律规范重要。奥伯认为,民众的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东西,它在公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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