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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命文体渊源与文选符命模式 　　[摘要]《文选》有“符命”类。作为文体的符命由作为凭证物的信符而来。神化帝王的出生、视动物和文物为天赐吉祥、人造碑石以示符命，是制造符命的三种基本方式。待命的基本作用就是为易姓而王、巩固皇权制造神学根据。封禅仪典的需要和士人依附心态是符命文的产生的两大原因。一篇完整的符命文由序文、正文、颂文等三大版块构成。序文一般从叙皇恩、颂帝德和述己忧三方面叙述符命文缘起。正文一般由溯源、颂圣两大版块构成。颂是司马相如首创，内容是封禅的意义，大抵撮括前文大意而成，以四言为主，受李斯刻石文影响甚明。不过，扬雄和班固对颂都弃而不取，可见他们都不以颂为符命文之所必须。 　　[关键词]符；符命；符命文；“符命”模式；《文选》 　　[作者简介]李乃龙，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K1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12―0162―06 　　作为文体的符命是从作为凭证物的信符发展而来的。符命文是皇权政治的产物，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并且形成了特定的模式，本文试予论述，期方家有以教我。 　　 　　一、符与符命 　　 　　(一)符的起源、形制与功能 　　作为一种用以体现凭证意识的人工制造物，符的起源很早。《尚书?尧典》记舜帝于“正月上日”受禅，即位典礼上就将原先在诸侯手中的符信收回来，即“辑五瑞”。五瑞指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等五种作为符信的玉制器物，分别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所执。次月，“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择良辰吉日举行隆重仪式将符信重新颁发。《说文》“符”字条云：“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由字形可知，汉符以竹木制成，应是原料易取和易制所致。这是汉符的情况。不过，可能为了防伪，也可能为了郑重，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竹符产生以生，玉符并未废止，还产生了以金、铜为原料的符，与玉符和竹符并行不悖，《史记?孝文本纪》“(文帝二年)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可证。符上或雕刻文字图像，从中一裁两半；或在接合部凹凸差牙，都是双方各执一半，合二为一方为有效。故《荀子?君道》云：“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符的凭证功能被广泛地用于先秦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遂行，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这是用于政令；《史记?楚世家》：“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这是用于外交；《墨子?号令》：“诸城门若亭，谨候视往来行者符。”《周礼?地官?掌节》：“门关用符节。”这是用于通行。无论属于何种用途，符的使用都涉及到授受双方：授符的同时意味着授下级以信任、褒奖、肯定，受符的同时意味着接受使命、责任并拥有符所附着的权力。显而易见，符的产生以权威和怀疑为观念基础：统治者对权威的需要和社会成员的怀疑心理共同使符的产生提供可能性和必要性。 　　(二)符与符命 　　作为实用的符，其授受双方都存在资质问题。受方的资质是由授方加以确认，但授方特别是最高授方(即国君)的资质却不能由受方(即臣民)确认，而自我认证又等于未经认证。于是，被人格化的“天”就成了先秦君主资质的唯一的最终的认证者，早在禅让时代就已如此，《尚书?尧典》记尧帝择贤禅位，问群臣“汝能庸命巽朕位”，其中的“命”即天命，即位后的次月“班瑞于群后”的舜帝表面上是被举荐出来，实际上是尧帝眼中的受天命者。进入家天下时代后，“君权神授”观念更是被有意识地加强。《尚书?盘庚上》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诗?商颂?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这是商王资质的认定；《诗?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是周王资质的认证；《楚辞?招魂》：“帝告巫阳日：‘有人在下，我欲辅之。’”这是楚王资质的认证。毋庸赘言，这些都是为了统治的合理性寻找出来的神学根据。问题是，君权的授予者“天”“帝”都缺乏视觉形象，其说服力因此也就打了折扣，如何将抽象的“神授”形象化就成了留给后人的课题。从西汉初年开始，这一课题在“天人感应”理论的支撑下得以全面铺开，其时汗牛充栋的谶纬之书记载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君权神授”的形象化事例，也就是符命的内容。 　　符命，又称符瑞、符应、瑞应，是将奇异而美好的自然现象或物体附会成天赐帝王吉祥物，是君主得到上天授命、统治天下的凭证和象征。符命观念的正式明确化当在汉代，《汉书》卷七十七《刘辅传》明白指出：“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徵应，自然之占验也。” 　　西汉人首先利用符应对本朝开国皇帝刘邦进行神化，《史记?高祖本纪》称刘邦之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