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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个性意识对五四新诗影响 　　【摘 要】 文章对比分析了中国传统的群体意识与美国的个性意识的区别，认为在美国个性意识的冲击下文学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尤其诗歌从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的过渡，从形式到内容上的革新是最为明显的。而个性意识的觉醒就是五四“新诗”改革的第一步。 　　【关键词】 个性意识；“五四新诗”；革新；自我价值；情感价值 　　一、“美国精神”与个性意识的觉醒 　　个性意识是“美国精神”的表现特征之一，他隐含在当时人们的思想之中，而在一个封建王朝统治的国家，个性意识受到压抑是普遍的事实。中国历来是一个注重礼法制度的国家，在伦理纲常和宗法制度的约束下个性意识是不被允许的，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草民百姓大体都是如此。封建礼教的森严规范中，任何的个性行为和个性意识即使“发乎情”也必须接受“止乎礼仪”规范的安全审查。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无数个例子。如胡适的《老鸦》中，作者把“我”比喻成“老鸦”，暗示个性意识在“人家屋角上”受到的排斥。还有周作人的《小河》中，作者用“一条小河”来指代“个体思想”，叙述了小河经过的地方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但由于“农夫”用锄筑起了一道堰，小河只能在堰前乱转，最后堰不仅没有被拆除，反而由“土堰”变成了“石堰”，充分体现了个性意识在封建礼教的规范下受到的约束。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个性意识受到不断强化是集体意识的制约。群体意识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而儒家文化同样也在教化人们注重“群体”，就以自古传下来的谚语中也能看出中国人的这种群体心理。人们的意识中个性以及个人利益都应该从所谓的更高、更重要、更有意义的家族、国家利益。这种群体认知在从平等方面是值得赞扬的，但人人平等的背后却忽视和压抑了个性意识的发展。 　　中西方文化从本质上就存在着差异，徐行言先生就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中提过：“西方文化强调人作为有理智、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的地位，要求人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中国文化则主要把人理解为类的存在物，重视人的社会价值，仅把人看作群体的一分子，是他所属社会关系的派生物，他的价值因群体而存在并借此体现。因而只有无条件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利益都托付给所属的群体。”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曾出现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真正以民为本的群己思想。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群体原则却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人的个体价值和个人创造活力的实现。有了这种思想和意识的教化，人们也无法跳出这个“文化圈”去寻找自我以及自己的个性意识。直到出现了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他们漂洋过海，负笈求学，本质上是为了要学习外国人的知识来富强自己的国家，他们勇敢的走出国门也是值得学习的。从小身处的环境一下子改变了，变成一个周边充斥着自由、个性气息的环境，他们的思想就像囚禁在鸟笼里的囚鸟获得了自由一样，拥有了自己独特的天空。这样，他们的思想慢慢开始改变，同时也把他们压抑在内心深处的自我和个人意识挖掘出来了，他们渴望的自由得到了实现，他们的种种被压抑着的感情开始觉醒。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自己国家的文化已经开始不适应时代进步的潮流。而想得到意想之中改革的效果，需要所有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冲破固有的“牢笼”。因此，“新诗”的出现是有必要的。 　　二、自我价值的歌颂 　　个性意识要得到解放，首先应该要对“自我”进行肯定，而个性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的宣扬是五四“新诗”的显著特色。五四时期“个性、自我”的最佳写照就是沈尹默的《月夜》。胡适评价这首诗就说：“就如《新青年》四卷一号所登沈尹默先生的《霜风呼呼的吹着》一首，几百年来哪有这种好事！老兄一笔抹煞，未免太不公平了。”废名也评价道：“这首诗不愧为新诗的第一首诗。”[1] 　　对于“自我”的歌颂，五四诗人中就莫过于郭沫若了，他的诗歌中最能让人深刻体会到自我的突现，当然，这种内容的体现对他受惠特曼影响是密切相关的。他自己也曾说过：“当我接近惠特曼《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起的那一年，个人的积郁，民族的积郁，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疯狂了。”[1]众所周知，“五四”时期，郭沫若的热爱祖国、热爱劳动者的感情，为自由、人道、正义而战的叫喊，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反对一切对于个性的束缚，要求爱情自由的呼声，狂放不羁的性格，都与那时的时代精神合拍。因而，他的“抒写自我”的主张，恰好便于充分表现时代精神，便于表现他的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便于充分表现抒情诗主人公的个性。表现时代精神与表现自我，在当时的诗人郭沫若身上，是二而一的东西，是没有矛盾或较少矛盾的。 　　五四时期能体现“自我价值”的除了郭沫若的诗歌以外，前文中也提到胡适以“自我”作为评价《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的标准。 　　自我价值的肯定也受到中国强烈的群体意识的制约，在古代以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