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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聘财婚俗流变研究 　　[摘 要]蒙元时期，社会结构复杂，民族关系繁复，婚姻礼俗更是复杂交错、不断变化的。研究蒙元时期婚姻聘财的流变问题，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社会风俗的变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蒙元时期；聘财；流变 　　中国传统婚姻早在周礼中就有所规定，《礼记?昏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 　　婚姻不仅是维系夫妻家庭的纽带，更是联系男女双方家族、构成亲族的重要方式。而聘礼作为婚礼中重要的一环，对夫妻双方关系、宗族利益都是不可或缺的。而“纳征”正是古已有之有???于聘礼的礼制要求。在《仪礼?士婚礼》记载：“纳征，玄■，束帛，俪皮，如纳吉礼。”郑玄注称：“征，成也，使使者纳币以成昏礼。用玄■者，象阴阳备也。束帛，十端也……俪，两也。执束帛以知命，两皮为庭实。皮，鹿皮”孔颖达疏《仪礼?昏义》：“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六礼”的过程要求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在以后各个朝代虽然在一些细节上有所变动，但整体过程比较固定，直至宋代。经过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动荡，士族门阀纷纷覆灭，同时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随之改变，表现在婚姻礼仪上就是由“六礼”简化为“纳采”、“纳币”和“亲迎”三礼，从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人们的婚姻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因素成为主导因素，婚姻的社会价值降到最低限度，不仅感情观念十分淡漠，就是门户观念也被抛之脑后，出现“不顾门户、直求资财”的现象。而且，商品经济之下的宋朝，妆奁厚重，而不重视聘财，造成诸多的贫门女子终身无法出嫁的情况。但下聘而婚成，仍然一直是汉民族延续至今的婚俗习惯。 　　而相对蒙古民族来说，从《秘史》等相关史料记载来看，在其发展史上，蒙古人民作为游牧民族，虽然也重视婚姻，但是与汉族封建历史不同，产生了不同于汉地的婚姻习惯，同时，又具有人类婚姻发展史的共同点。即使是正式的不同姓氏族群之间的聘娶婚，并没有关于“纳征”的婚俗说法，虽然有实际意义的“纳征”现实存在，即聘财礼俗的存在，但是到了元朝建立，“纳征”、“纳币”的字眼才广泛运用到蒙古民族的婚姻礼俗中，当然这与民族融合、封建文化的渗透是离不开的。 　　蒙元时期复杂的社会变化、民族构成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婚俗流变，本文从纳征的演变说起，力图反映蒙元王朝的社会经济变化状况以及当时的风俗尤其是婚俗的变化。 　　一、父权制下出现的婚姻买卖关系 　　蒙古部落时期还是畜牧经济占主要地位之时，部落间盛行氏族外婚，因此阿阑豁阿是从“彼徙来之百姓”中聘去的，但有关此时的史料记载并不详细，并没有聘财多少的记载。可见此时并不十分注重此礼。到12世纪末时，对于皇室的婚姻记载更为详细了，《蒙古秘史》就对铁木真与孛儿帖成婚时的婚俗记载更加完善，当时的也速该带着9岁的铁木真到德?薛禅家求婚，作为聘礼的是“从马”。一匹“从马”即是下聘，而双方也并没有特别强调必须是聘财多少合宜，并不与中原一贯的礼制要求相符，这是纳聘并不是氏族部落婚姻重要的环节。同时也说明，当时的部落经济状况低下，社会发展落后，男女双方的结合更多的是生产力与延续后代的要求，也是畜牧经济社会的必然反映。即使有关成吉思汗的记载中有相关的方面，如《元史》记载：“帝问：‘生无孽畜几何？’查逃迈对日：‘有马三十匹，请以马之半为聘礼。’帝怒日：‘婚姻而论财，殆若商贾矣。昔人有言，同心实难，肤方欲取天下，汝立立到旦之民卜从皇无效忠于我可也，何以财为！’竟以皇妹妻之。”得出成吉思汗并不注重聘财多寡，其实不然，成吉思汗首先问男方的是对方有多少财产，了解状况后才说明不应该以财论婚姻，应是其拉拢之言。而“马三十匹”而“皇妹妻之”，说明以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说，这样的家庭皇室公主是可以下嫁的。但是成吉思汗是从政治利益出发的，皇室公主聘财的多寡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双方的政治联姻，也不影响公主下嫁后的家庭地位。而从这些记载中很难分析当时的平民生活及平民婚姻嫁娶的具体情况，但是可看出当时的金钱观念是以双方婚姻生活为基础的，注重实际生活质量而非表面的面子工程。纳聘这一习俗仍未在婚姻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虽然基本可看出，从蒙古部落到成吉思汗统一时期，社会经济是逐步上升的，文化礼仪制度也正处于逐步完善而并不完全形成的状态。 　　而且，这时的蒙古部落的婚姻形态并不是以聘娶婚为主的，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掠夺婚、收继婚及入赘婚等婚姻形态，聘娶婚只是作为其中的一种而非主要而存在。同时聘娶婚的已嫁妇女并不会在社会地位上比其他形式的妇女地位更高，也速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