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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学史著述中国模式研究 　　摘 要：文学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史学研究往往是要考究研究对象的历史确定性，而文学史研究的确定性则没那么强。此外，文学史学史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课题。本文主要研究英国文学史著，提出英国文学史著的“中国模式”问题。聚焦于中国学者对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叙述特征、叙述模式等理论问题。这样，不仅对于促进英国文学研究及英国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其他国家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提供参照。 　　关键词：英国文学史 中国模式 文学史分期 叙述特征 叙述模式 　　 　　引言 　　文学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史学研究往往是要考究研究对象的历史确定性，而文学史研究的确定性则没那么强。在文学艺术领域，越是经典的不朽之作就越具有文学性，也越具有模糊性，越是重要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也往往越具争议性。正因如此，关于英国文学史的著述才会如此之多，且见仁见智。 　　本文的研究对象具有其独特性，所研究的不是作家、作品、文论或其时空关系，而是文学史学的成果即文学史著，具体来说是民国以来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著述，尤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中国学者所完成的英国文学史编撰成果为重。因此，本文属于“研究”的研究。此研究欲在对中国学者书写英国文学史的成果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英国文学史著述的“中国模式”问题。文中着重分析、归纳和探讨中国学者关于英国文学史的分期、叙述特征、叙述模式等理论问题及其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和学术思想背景。探讨“中国模式”下文史著述的特征，不仅对于促进英国文学研究及英国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其他国家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提供参照，具有世界意义。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本文针对百年来中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著作，通过分析此类作品的叙述模式、结构与框架体系，研讨文学史分期、文学史事件之间相互关系及演变规律，为研究英国文学史的学者提供学理支撑，推进文学史学科建设。 　　文学史学史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是一个常常被忽视的课题。随着西学东渐的扩大，晚清民初的中国学人开始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来构建自己的学科系统与学术体制。从新式学堂到学校教育，作为文学与史学交叉的学科――文学史进入了高等学校。据《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记载，1912年即民国元年，英美文学及其历史的教学就已经被纳入了当时的教学计划与学术体系之中[1](P1)。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编撰的英美文学史著述多达70多部。按照不同标准，可将这些著述分为通史、断代史、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等多种。从通史到断代史，从综合史到专题史，从最初的教材讲义到当下的文学史著作，不仅是年代跨度的延伸与撰述内容的扩展，而且体现着编著者的文学史观，从中也可以发现其不同叙述模式与编写体例，标示文学史学科不断进化演变的历史进程。 　　在过去英国文学史编写中国化的过程中，存在两种模式，即英美模式与苏联模式。所谓“英美模式”，是指20世纪50年代之前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是和当初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的，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其他外国文学的译介也一样）则和当时的“求新声于异邦”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虽然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英国传教士宾威廉（1815-1868）和中国人合作把班扬的《天路历程》译成中文，但中国人自觉引入英国文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类英国文学史基本上是英美同类著作的编译或者说“复制”，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欧阳兰编译的《英国文学简史》和金东雷著的《英国文学史纲》等。 　　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中国人编写的英国文学史所遵循的即是“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同样和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配合，而英国文学的译介则和全民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相关，即“文学为政治服务”。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国内仅翻译出版了一部苏联的，即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译 1959）。80年代之后，国内出版了影响较大的两部“苏联模式”的英国文学史，即刘炳善的《英国文学简史》（1981）和陈嘉的《英国文学史》（1981-1986）。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两种模式。王佐良在其著的《英国文学史》（1996年）序中总结了外国文学史编写的几点原则，就是“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叙述为主，要有可读性”[2](P2)。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的问世代表着现阶段中国学者叙述与研究英国文学史的最高成就。在序言中，该书的著者指出：改卷的指导思想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且一再声明要有“中国观点”。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英国文学史编写“模式”，即“中国模式”。 　　综上所述，可见关涉到英美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英美模式”、“苏联模式”发展到现阶段的“中国模式”，但对其的研究成果只散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