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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设计缺陷判断标准考察 　　摘 要：本文主要对设计缺陷判断标准历史演变以及美国各州对产品设计缺陷判断标准的适用情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以此来厘清美国产品设计缺陷判断标准的发展变化趋势。 　　关键词:消费者预期标准；风险-效益标准；“合理可替代设计”标准 　　一、设计缺陷判断标准历史演变考察 　　美国现代产品责任法领域，产品设计缺陷判断标准一直很有争议。如CaterpillarTractor Co. v. Beck213［1］案中，法院认为，“设计缺陷是严格产品责任领域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因为没有既定的外部标准来判断缺陷。制造缺陷可以根据偏离预期设计来衡量，但是设计缺陷中不存在这样的客观标准。”设计缺陷的判断标准主要是消费者预期标准和风险效益标准之间的博弈。20世纪60-70年代，在判断设计缺陷时，消费者预期标准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20 世纪 80 年代，消费者预期标准丧失其优越地位，大多数???件开始以消费者标准和风险效益标准的融合为标准判断设计缺陷。［2］ 　　（一）消费者预期标准 　　最初，在美国各州采纳重述二后，消费者预期标准成为法院适用的主导性标准。［3］根据402A款，法院一般认为假如“产品并不能如普通消费者期望的一样安全地被使用”，那么该产品视为缺陷产品。通常来讲，法院选择适用客观的消费者预期标准而非主观的消费者预期标准。［4］但消费者预期标准并非是万能的，在很多情况下反而被证明是无效的。特别是针对本身具有明显危险性的产品无法真正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因为消费者对该产品的安全性没有任何合理的期待。因此，在适用消费者预期标准情况下，即使不合理危险产品的生产者能够通过替代设计减少或消除这种危险，产品的生产者仍然可以免除责任。 　　除了面对“明显的危险”无能为力外，法院在处理消费者控制其他人（例如儿童、父母、雇员、旁观者“bystanders”）安全的案件时还面临着如何认定期待主体问题。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使用者与旁观者就产品安全问题会有利益冲突。就旁观者的损害问题，一些法院将消费者的概念扩大到旁观者或者改变思考的角度，即从普通消费者就产品安全问题实际期待角度转变到应当期待角度。［5］ 　　总之，法院和学者都抱怨消费者预期标准过于模糊，特别是涉及复杂产品的案件。在涉及产品设计缺陷的案件中，消费者无法对产品设计的具体情形构成合理期待。除此之外，由于不同的消费者的期待有所不同，使得产品的生产者面对产品的设计感到无所适从。即使对同一产品设计而言，不同的消费者对产品也会产生不同的期待，基于相同或者相似事实的判决就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二） 风险-效益标准 　　面对消费者预期标准的不足之处，一些法院采用风险-效益分析方法确定产品缺陷。根据风险-效益标准，法院要通过衡量产品导致的风险与产品产生的效益进而对产品的危险进行平衡。适用风险-效益平衡标准确定产品缺陷时需要考量不同的因素。约翰?q韦德（John Wade）教授提出法院在平衡风险-效益时需要考虑以下韦德七要素。 　　然而，韦德七要素却受到了学者们广泛地批评。David G. Owen在“Design Defect Ghosts”一文中对韦德的七要素一一进行了批判。［6］关于第一个因素，Owen教授认为它是不受欢迎的，实际上允许法院对各种不同产品投入市场的期望进行第二次猜测，并认为该因素华而不实、中看不中用。关于第二个因素，Owen教授认为其实际上就是指汉德公式的两个要件P和L。关于第三个因素，Owen教授认为替代产品的可行性具体含义很难界定。关于第四个因素，Owen教授认为其与第二个因素合起来其实就是汉德公式。关于第五个因素，Owen教授认为其会误导法院特别是陪审团混淆一般消费者的使用行为与特定消费者使用特定产品的行为的区别。关于第六个因素，Owen教授认为其是主观性的，很难判断。关于第七个因素，Owen教授认为其对于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第三个因素，其他学者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Twerski Henderson教授认为第三个因素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应该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如果没有可行的替代设计，那么产品作为一个整体则被认为存在缺陷而应承担责任，至于某些争论可以留待立法机关解决。关于对产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确定责任，一些法院要求原告提出证据证明存在合理可替代设计。［7］然而，即使这些法院对于合理可替代设计的证据组成要求还是有所不同。因此，即使韦德七要素备受批评，受理上诉的法院仍然会适用韦德七要素评估产品是否有缺陷，致使法院评估产品是否有缺陷的标准并不统一。 　　除了对需要平衡的因素有所争议外，法院在平衡标准的角度方面也有所不同。有的法院将产品能够产生的所有风险与产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所有效益的对比来进行衡量，这种方法被称为“宏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