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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习惯法对林业生产管理研究 　　摘要：以锦屏县河口乡加池寨现存的契约文书为研究对象，通过阐述、分析和解释由习惯法衍生而来的设置林地边界的几种方式，来探讨苗族习惯法对管理林业生产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习惯法；林业生产；边界；清水江文书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3-0073-06 　　人工林业的经营具有长周期性、连片性、封闭性等特点，这就使得林业的经营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性，特别是在边界划定方面。以稻田农作为例，稻田属于短周期性生产，在亚热带地区一年可两收甚至三收，设置稻田边界的方式是通过人工挖掘的田坎确立的。田坎明晰易见，不容易改动，使人们对稻田的经营方便且权宜归属明确。而林业的三个特性恰恰与稻田的经营相反。林业属于长周期性经营，最快的成林年限也需30年??因运输困难林业必须连片经营，加之林地的同质性高，又需要封闭经营，从而使得设置边界的难度较大。即使设置了边界，要确保边界的稳定，更是难上加难。为了穗定林业经营，确保林地边界设置穗定可靠自然成了林权维护的关键难题。 　　事实证明，在明清时期国家政策无法触及的黔东南苗族、侗族人工杉木栽种繁盛的偏远山区，在历史上其经营却得到长足发展。在林地中为了确保生产者的权宜归属明确，对宜林地边界严加管理，务使明晰可辨，当地习惯法为其提供了主要的制度保障。然而，习惯法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记忆变得模糊不清，逐步被世人淡忘。但流传至今的契约文书却能为习惯法的价值和意义提供客观的物证。由于人们的回忆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仅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往往可信度不高。契约文书真切存在，对设置林地边界的具体做法均有记载，人们也可以依据契约文书还原当时的场景。如此一来，资料的可信度将大大提升。这是以往的田野调查难以获取的可靠资料。 　　我们此次调查的地点是加池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河口乡西南部，加池寨是一个典型的苗族家族村寨，90%为姜姓，仅有少数马、王、杨、唐姓，且此类杂姓都是清代末年自外地搬迁而来，属寨中的新户。有关林地边界划定的习惯法，当是以姜姓为主体的早期居民的定制。此次，我们之所以选择加池寨作为个案研究的田野调查点，原因在于：（一）加池寨现存契约文书丰富且保存完好，其归附性极强，有利于证伪；（二）此时加池寨正在为宗族关系对簿公堂，相争养蛮与养楼的坟地，历史记忆得以完全呈现；（三）以中山大学张应强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有关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前期的研究基础，便于开展田野调查；（四）加池寨正在面临人工林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传统林业经营方式的价值亟需呈现。本文以加池寨现存的契约文书为研究对象，通过将文书的记载与田野调查的资料相结合进行解读与分析，来探讨苗族习惯法对管理林业生产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设置林地边界的方式 　　在林业经营中，明晰边界的难度较大。而明晰边界是保证正常生产的必要条件。倘若边界不明晰，就会衍生出一系列纠纷，林业生产则因此而受阻。但是，加池寨村民对林地边界的管理严密且明晰可辨。下文将具体阐述林地边界的几种设置方式。 　　（一）栽岩 　　“栽岩”也称“埋岩”“竖岩”，是苗族文化中长期延续的传统。就加池寨而言，在栽岩之前，整个社区的寨民必须在案老面前议定边界的界址，所有为设置边界而栽的岩务佳每一个乡邻熟知，以此确保其穗定性和公正性。举行栽岩仪式时要求整个村寨的人都在场，从而达到公认的目的。除此之外，栽岩还会请褰老、祭司《当地也称“鬼司”）到场。仪式一般由寨老或者寨老助手主持，而祭司则在整个栽岩仪式中扮演与神灵沟通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仪式中，祭司通过作法邀请祖先（或神灵）前来见证仪式，并当着众人的面，虔诚地向祖先禀告众人一致订立的“款规”，在“款规”中会明确指出违背者的惩罚与报应（如：规定旁人不可随意移动界石，违者必遭天谴，众人也会对他予以严惩）。祭司此举主要是利用众人的鬼神信仰以及“善恶有报”来约束民众的行为，从而保证界石的稿定性及有效性。 　　栽岩所需石块的形状并没有过多的要求，只要能够稳定存在即可。不过，看似随意的栽岩实际上相当精准。“界石”虽然没有任何规定，却要求栽岩的所有参与者熟知界石的形状、大小、颜色、暗记以及岩石的排列顺序等等，以确保日后发生林地纠纷时可以依据“背碑”来断定林地的归属权。栽岩的随意性实际上增加了“背碑”的难度，倘若对界石加以明确规定反而便于作假。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背碑”来解决林地纠纷逐渐成为习惯法的惯例。关于“栽岩”为界，例举相应的文书加以说明： 　　立分关字人九家所有山场己（一）?K，地名冉皆什，分为三幅。姜成凤、宗周、文圣三人占上幅，各幅各管，日后不得混争。如有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