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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员权演变与意义 　　［内容摘要］ 古代中国与罗马法上，不可能产生私法意义上之社员权；日耳曼法中团体成员所享有的权利应为社员权最早滥觞，但社员权的大量产生和发展却是以1897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为主要标志的。社员权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掀起了一场民事权利革命，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嬗变。 　　［关 键 词］ 社员权；民事权利；演变；意义 　　［作者简介］ 章光园，福建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教师，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社员权是最有争议但又最值探讨的问题，笔者曾撰文对其概念、性质与立法问题做了很粗浅的探讨①。然而，遗憾的是，陋文对于社员权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意义等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却没有涉及，难以形成一个初步完整的社员权理论体系，给人以残缺不全之感。是故，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对社员权做进一步探讨，求教学界贤达。 　　 　　一、社员权的历史演变② 　　 　　社员权，社团法人③的伴生物也。一般而言，必先有具备独立人格之社团出现以及社团人格与成员人格相分离，然后才可能产生成员自身拥有之独立权利――社员权。所以，若要深刻探寻社员权的演变轨迹，就必须对社团法人的产生发展过程做一梳理。 　　“人类在社会生活上须组织各种各样的团体，然该结合有二种类型――即合伙与社团”④。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社团滥觞于人类村社状态⑤。在中国，“‘社’为吾国固有社会中人民集合的单位，在公法或私法上，均起源甚早”⑥。然而，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治之下，加之传统儒家思想对个体人性的限制与束缚，使得私法的生存空间极为狭小，形成了私法与公法浑然一体之现象。此一时期，虽有一些松散性社会团体产生，但断不可能产生现代私法意义上之法人，更不可能形成所谓的社员权，因为个体自身的独立人格与人身自由都没有充分的保障，又谈何团体成员的权利义务呢？社员权实乃西方舶来品，无可争议。 　　然则，即便是在西方，社员权何时产生也是一个不甚确切的问题。古罗马共和国时期“……承认国家和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人格，与其成员相分立，是为社团的起源”⑦“罗马法除了规定享有人格的自然人可以成为权利主体外，对团体也赋与法律上的人格，可以成为权利主体，这就是法人”⑧。如果说罗马法上已有关于法人的制度规定，那么可以断定该规定必定极其简陋，不可能出现与现代民法对法人完备而又精细规定之情形，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社员权的规范了。正如罗斯托夫采夫所言：“在整个希腊―罗马世界的历史中，商业始终完全是个体经营的。”⑨罗马私法的作用也就在于维护这种个体自由经济形态的有序运行，特别重视个体人格之独立与自由，推崇意思自治，反对对个体人格的约束与限制。罗马私法是个体自由之法，本质上是限制和抵触团体人格凌驾于个体人格之上的，故而法人纯粹是法律的拟制而已，不可能有团体人格的出现，更不可能有社员权的存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罗马法中初步发展的法人格理论“为团体人格在理论上的存在埋下了珍贵的火种”⑩，为后世法人制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的。 　　罗马之后，西欧步入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日耳曼法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日耳曼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团体主义。“日耳曼法的团体主义精神渗透到各个制度，且存在于各个时期”{11}。根源于日耳曼民族自身的传统习惯，以及当时比较困难的社会生产实际，日耳曼人的团体观念极其浓厚，进而在其立法中赋予了团体自身独立的人格。“日耳曼法并没有关于人的抽象概念，家庭、氏族、村落等团体不仅为各个人的总合，而且是享有人格的实在体”{12}。同时，日耳曼法对团体自身独立人格的承认，并未否认漠视团体构成员之地位，更没有剥夺个体自身之人格与限制个体自身之自由。“个人在其作为个人的地位外，还各有作为其团体构成成员的地位。团体与团体中成员的关系并不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13}。 　　李宜琛先生在《日耳曼法概论》中将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进行比较，认为：“罗马法为个人的，而日耳曼法则为集团的。”{14}他认为，罗马法把法人拟制为个人，其组织人员仍处于个人地位，“法人之观念，虽经渐被是认，然亦不过拟制为个人，从而赋予人格而已”。相反，日耳曼法不但承认团体人格，并且肯定“团体构成员之地位”，赋予构成员“团体中权义之资格”，享有和履行构成员所特有的权利义务。“日耳曼法上并无所谓‘人’之抽象的概念。凡国民之一员，皆具有取得国法上权义之资格。凡团体之构成员，亦皆有取得其团体中权义之资格。且团体不惟为各个人之总合，且系独立享有人格之实在体，而非法律拟制之个人。其各个人于其个人地位而外，更各有团体构成员之地位”{15}。 　　由上可知，日耳曼法时代已经初步完成了团体人格的独立以及团体人格与成员人格的分离。从历史渊源上看，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社员权产生于日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