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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讯逼供成因及其对策 　　 2009年2月12日,24岁的李荞明在云南晋宁县看守所死亡。当地警方宣称,他在和同监室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触墙而死。后经最高检介入调查,真相方才大白:李荞明系被同监号“牢头狱霸”打死。 　　今年2月18日,28岁的鲁山县马楼乡甘树里村村民王亚辉因涉嫌盗窃被公安机关带走。三天后,王亚辉在看守所内死亡。鲁山县公安局政治部姚主任在接受河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警方在看守所提审王亚辉,因给他喝了点开水后死亡。在舆论聚焦下,河南省和平顶山市有关部门初步查明,在对王亚辉询问中,涉嫌刑讯逼供的四名办案民警已被移交检察机关依法处理;责令负有领导责任的鲁山县公安局长张冠军引咎辞职;鲁山县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和刑侦大队长予以免职。 　　近年来,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期间奇怪地突然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如跳楼死、急病死、躲猫猫死、鞋带上吊死等,现在又发生了喝开水死。这些事件一次又一次地使刑讯逼供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 　　 　　一、刑讯逼供的根源 　　 　　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笔者认为有思想和制度上两个原因。 　　 　　(一)思想原因 　　①受封建思想影响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受封建纠问式诉讼和个人专横、司法擅断等残余思想的影响较大,北魏时,用过使人不堪忍受的“重枷”来逼取口供;南梁时,对那些不招供的人要“断食三日”;就连包公也把刑讯作为看家手段,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1]同时,长期集权主义传统及严格的宗法家族观念造成了我国极其强大的国家权力观与极其弱小的个人权利意识,在执法者的观念中,自认为是正义的化身、国家利益的代表,根本不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做刑事诉讼的主体,而是当做诉讼的客体、指控的对象,认为个人的人权应当服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安全的需要,为了打击破坏社会安全的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受到一些损害也是在所难免的。正是这样,使得一些司法人员用刑讯逼供手段或其他非法方法询问时心安理得。这是刑讯逼供赖以存在的历史原因。 　　 笔者认为这种错误的思想之所以会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实体公正理念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着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的优势地位,由此也带来相当消极的社会影响,最主要的表现是“重实体,轻程序”现象的普遍存在”。要想才能最终消除刑讯逼供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应当彻底确立和切实推行无罪推定原则,纠正一些错误指导思想与司法观念,如片面追求实体公正而忽视程序公正;片面强调打击犯罪和追求执法效率,忽视执法活动的公正性与文明性,忽视对当事人正当权利的保障。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要求,并以此来教育广大司法工作人员,特别是侦查人员。 　　②讯问人员对口供认识有误区 　　司法人员往往对口供的真实性深信不疑,认为人不会自己加害自己,都知道犯罪的结果是刑罚。因此,没有犯罪就不会承认自己犯罪。既然承认自己犯罪,就一定犯了罪。古人云:“狱辞之与囚口者为款。款,诚也。言吐者皆为诚实也。”[2]同时,人们也知道,任何犯了罪的人都有掩盖罪行,逃避打击的本能和倾向,因而不会一问就招。这样犯罪者不打不招、不哄不招也边成了“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讯问人员运用非法手段收集口供时心安理得的道理所在了。因此有必要加强讯问人员对口供的正确认识,一概轻信和一概不信一样属于行而上学的错误做法。 　　笔者认为正确对待口供的态度和做法是:严格遵守法定程序收集口供;既不轻信供诉,也不轻信辩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重视犯罪嫌疑人作出的辩解。 　　③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滥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极其重要的一向刑事政策,由来以久。由于这一政策被广泛宣传,长期使用,老百姓对这八个字非常熟悉。这一政策在对敌人的斗争中,在同犯罪作斗争中,发挥了很到的作用,很好的鼓励和督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合作态度,及早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刑事政策,而非一项法律原则。作为一项政策的灵活性难免和法律的严肃性发生摩擦和冲撞。同时这一政策误道人们以为“罪行不在大小,关键看态度”。而实际上法律不允许重态度而轻罪行,法律只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司法人员在行使这一政策的时候也走入了误区。部分司法人员利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司法人员的信任和对这一政策的无知,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诱骗,逼迫作出供述,取得他们的有罪供述。通常的做法是用无法兑现或根本不可能“从宽”的政策诱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