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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左翼文学中城乡差别价值评判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落后的农业大国。国家为推进工业化，在农村和城市进行了一场规模浩大、持久深远的社会变革，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围绕工业化建立的体制将城市和农村分割为两个部门。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下，国家明确将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低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用品（如住房、燃料、水电等）配给制度、国家统包的福利制度等形成，使得非农业户口附带了各种特权和利益。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流动受到限制和约束的状况得以改善，农民可以流动了，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了，打工成了中国农村社会的一股不可逆转的大潮。农民进城打工，一方面给农民改变自身的贫困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另一方面也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发展，随着打工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城市和乡村、农民和市民之间，新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这些问题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多有表现。尤其是新世纪初期以来，以写底层生活为主要题材的“新左翼”文学{1}对此更加关注，并且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对这些问题所持的价值评判。 　　一 　　农村为城市的工业化和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一切的人力物力支持，可农民工在城市却活得很压抑，因为他们随处都遭城市文化的人格歧视。对这种文化人格的被歧视，被贬抑，“新左翼”文学创作多有揭示。《太平狗》中的太平是从神农架跟随自己的主人程大种来到武汉的赶山狗。太平和他的主人一样遭受着城市的歧视与虐待，幸运地是太平死在了老家，而他的主人则死在了黑心老板的作坊厂。程大种来武汉投奔他的姑妈，却因太脏没有资格在城里的姑姑家上厕所，而后又被驱逐出家门。在晚上流浪的太平和城市人的苏格兰狗产生好感，这一情感却被城市狗的主人呵斥住了。为此，太平大叫，它是在表达对城市狗的礼仪，也是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何尝不是程大种的心声。他不偷不抢靠体力赚钱，凭什么没有人雇佣他？凭什么在城市就没有他睡觉的一席之地？陈大种在劳务市场上找不到工作只因他带着太平——这个一眼看去就不是城市狗的乡下狗。虽不忍心，陈大种还是把太平买到了屠宰场。望着伤痕累累的太平，陈大种的心开始变软了，他开始悔过了。虽然自己一次次的抛弃太平，可太平却依然在寻找自己。这份感动使得无依无靠且受人鄙视的程大种在城市里多了些温暖与希望。程大种决定不能再抛弃太平了，一种带着太平一起打工的信念在他的心中油然而生。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又遇到了别人的驱逐。最终谁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骨瘦如柴的人和狗，都双双落入别人的陷阱：充满了毒气和监工的工厂里。作者以乡下狗来衬托乡下人，以狗的无差别本能来反讽人类自己的不平等，构思奇妙也令人十分心痛。 　　《大嫂谣》中胡贵是在广东闯出一片天下的农民包工头，他对于自己的农民身份很是自卑。工程结算的时候他不得不给城里的经理们下跪并喊爹来要工程款，即便如此，城市人还是称其为下贱货。虽然他对自己的同乡人都很照顾，可是他瞧不起自己的农民身份。她对大嫂格外的照顾的确是有同情贫困的老妇人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大嫂有一个是城市户口的小叔子。当胡贵刚刚接到大嫂家询问大嫂的电话后，用家乡土话告知这里一切都好，在问及与自己通电话的是大嫂城市里的小叔子后便变了口气，“变成城里人的腔调了，是那种倒像不像的广东腔，还故意咬文嚼字起来，听上去让人别扭的发慌”②。在外人听来是这样的，想必胡贵是意识不到的，因为胡贵自身也认同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定位即下贱货。所以在与城市人打交道的时候不想让这种下贱货的外表始终如影随形的提醒着自己是农村人。虽然胡贵在城市里已经很“吃得开”了，可是他物质上再富有还是摆脱不了自己农村人的身份。为此在与城市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只能甩开让自己自卑的乡下口音，改说他认为高级一些的城市人的腔调。农民不但对城里人谄媚奉承，而且对自己的同类却充满了鄙视。《河畔的女人》中映红是被丈夫抛弃的女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发达了，丈夫还是在外面打工的，也不会因为映红不能干，她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只是因为映红偏胖，映红是农民。为此她的丈夫大明在城里找了一个城市女人。罗伟章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十分关注农村人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在他最初写作的《我们的路》、《我们的成长》中便注意到了农村人在与城市人的对比中自我否定的价值观。许朝晖在农村人眼里看来是欺辱的，因为她只身一人带着孩子从城市返回到了乡村。但是，如果她成为真正的城市人的话，这一耻辱及乡亲们的闲言碎语便会烟消云散。 　　农民进城务工挣钱，这种劳动方式的变化使农民富裕了，使农民的视野开阔了，不再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生活一辈子，这种变化不仅是物质的变化，衣着的变化，更应该是精神的变化。但悖谬的是改革开放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富裕了，但农村人的自卑感不是弱化了、消除了，反而是更强化了。“新左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