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20世纪60年代艾略特研究.docVIP

袁可嘉20世纪60年代艾略特研究 　　摘要：现代主义文学在1949年至1977年间几乎成了禁区，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经有所松动，袁可嘉在这段时间发表了不少论文，值得仔细研究。他这时的现代主义研究以批评为主，视之为没落的悲观的艺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艺术、形式主义的艺术；但也指出了肯定的方面：对资本主义有一定的批判、有着现实的一面、有的技法值得学习。他的现代主义研究反映了当时的环境和复杂的心态：国家的政策给学术界提供了一定的自由，但学者还得以否定的姿态出现才可以获得说话的权利，论著中翻译的例子往往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艺术水准，是一种间接肯定，评论中肯定的成分比较隐蔽，往往在转折句的后半部出现。 　　关键词：袁可嘉；20世纪60年代；艾略特 　　 　　袁可嘉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现代主义研究者之一，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他很少触及这个领域，只发表了七篇论文。这些论文为：《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文学评论》1960年第6期)、《“新批评派”述评》(《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当代英美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三个流派》(《光明日报》1962年8月15日)、《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学理论文选?后记》(1962年，作家出版社)、《略论英美“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略谈美国“垮掉派”、“放射派”诗歌》(《文艺报》1963年第10期)、《英美“意识流小说”述评》(《文学研究集刊》第1册，1964年6月)。关于艾略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托?史?艾略特――美英帝国主义的御用文阀》、《“新批评派”述评》、《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这三篇论文上。我们将围绕这三篇论文展开讨论。 　　袁可嘉自己对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很不满意，他没有将这些论文收入到后来出版的《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和《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中。他曾经自我批评道：“……我已完全忘却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对待文艺现象的准则，忘却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染上了不分是非，一律骂倒的粗暴作风。这是我生平的一大失误，事实证明，这种恶劣做法，既无益学术，也不利政治，这要到70年代后期才得到改正。”他在总结四十多年的现代主义研究时指出，他的总体经历为“从现代派的吹鼓手到掘墓人，再助它复活”。可见，他把这个时段的自我看做现代主义的掘墓人。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当时发表的论文，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特点 　　 　　那个年代的文学批评深受政治的影响。苏联的日丹诺夫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与腐化，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而产生的，这就是目前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的特相和特点。当反映出资产阶级制度战胜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学，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伟大作品的那些时代，如今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无论题材与才能，无论作者和主人公，都在普遍地堕落下去了。”他明确地把当代资本主义文学看做毫无价值，现代主义文学自然也在否定的范围之内。国内的文学研究和苏联的价值取向是比较一致的。毛泽东曾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也没有把当代文学列为学习的对象，也不欢迎现代主义。这种政治环境决定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现代主义几乎成了禁区。从1949年至1978年的近30年的时间中，只有60年代初的三四年出现了少数现代主义研究的论著。袁可嘉抓住了这个时机写了一些文章，其中艾略特是他的研究重点。 　　袁可嘉的艾略特研究的总体风格当然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他在评价艾略特时说：“艾略特集团活动的时期，正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时代’。一方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旭日东升，欣欣向荣，另一方面，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日趋腐朽，奄奄一息。艾略特及其集团的全部活动正是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日趋没落，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日趋深化的反映。正如日丹诺夫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衰颓和腐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衰颓与腐朽，这就是现代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的特色和特点’。”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1、袁可嘉引用了日丹诺夫的权威评价，将苏联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想视为准绳；2、他所引用的第一句话出自刘少奇的讲话，将国内领导的发言当作研究的纲领：3、他不敢轻易超越官方的评价标准，把艾略特的现代主义文学看做没落的、腐朽的、反动的文学。 　　虽然袁可嘉不可能真正避开简单的政治批判，但他的有些批评也显示了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