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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居民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思考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即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等)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和财产运营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这是我们党以人为本，关注民生，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坚持改革开放的新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分配理论和分配方式经历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再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变过程。确立按要素分配是一项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制度安排，它顺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根据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的贡献的大小进行分配，提供的要素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贡献越大，所获得的收入就越多。它不仅刺激人们将已有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而且能够鼓励人们用已经形成的收入进行积累，进一步转化为生产要素，用于扩大再生产，调动人们的投资和提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从而为加快发展生产力创造有利的条件。但“财产性收入”是一把双刃剑，搞得不好，工农阶层的弱势、有钱有权群体的强势在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差距会进一步拉大，有可能进一步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一个系统的课题，需要我们正确把握，因势利导。 　　 　　一、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增加收入是基础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一旦穷人连维持基本生存的活命财产都丧失了，那么无论政府怎样“创造条件”，他们也不可能“拥有财产性收入”。所以首先要确保更多的群众能够拥有“财产”是基础。但财产增加与收入的关系密不可分，收入是一定时期内的流量，财产是一定时点上的存量，所有财产都由收入转化而来。所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增加人民群众收入是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基础。而增加居民实际收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货币收入的增长率要大于通货膨胀率，即传统的实际收入；另一方面是指公共产品开支的增幅要小于收入增幅，也就是要使老百姓增收节支。在“增收”方面，要按十七大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的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得到较快提高。各级政府在着力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应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收入，使居民收入也能像财政收入的增幅那样以较快速度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工资性收入(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大约占到7O％左右，财产性收入大约在2％左右。所以，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是关键。要真正建立起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首先应当修补制度缺陷，从法律与制度的高度保障劳动者工资增长的博弈权利。无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民(私)营企业，许多基层职工为企业创造着财富，话语权却很弱，加之一些企业的工会组织成了“花瓶”，职工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因此，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应要改变劳资博弈不均衡的现状，充分发挥工会在职工中的作用，通过推行“劳资合作”、“集体谈判”等制度决定工资水平、劳资关系和工资增长率，杜绝“涨利润不涨工资”的现象一再发生。同时，还要加强政府监督职能。没有政府的“有形之手”为推力，基层职工就不可能增强与资方的博弈能力。如上海市国资委宣布，将把一线职工工资增长纳入对全市国企经营者的考核评价范围，从而推动国企在分配上适当向一线职工倾斜，这种要求很值得推崇。把一线职工工资增长纳入对企业经营者的考核评价范围，从制度上保障了职工利益，直接帮助职工参与到与资方的博弈中，为工资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然，要实实在在地建立工资增长机制，还必须将法规、制度落到实处。过去有些地方的劳动部门为提高职工工资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公布最低工资标准等，但某些因素的存在致使政府出台的制度往往得不到落实，如有些地方政府认为，职工工资高了，就会影响投资环境，丧失招商优势等。建立工资增长机制还需要政府充分履行劳动监察责任，查处企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落实《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不断提升经营者的法制观念，保障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的发言权，促使劳动者工资良性增长机制得到执行和完善，稳步促进企业职工收入正常增长。在“节支”方面，政府要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尽可能增加免费或较低收费的公共产品供应。当前要千方百计减缓医疗、教育和住房对中低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