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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建构视界中英语惯用语及教学启示 　　摘 要：本文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框架内讨论了惯用语的生成和理解过程中的认知主体能动性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作用。认为，这种互动可以在惯用语的理解机制中发挥作用，并对英语惯用语的教学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惯用语；认知；建构 　　 　　一、惯用语的认知基础 　　 　　认知科学研究表明，人的认知结构有许多概念知识，它们以最佳范例或原型为中心组织起来。认知语言学家Lakoff[1]等认为，由概念知识形成的概念结构或概念隐喻构成了惯用语的生成或理解机制。为论证经验与认知在语言结构和功能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引用了大量惯用语作为论证依据。分析表明，惯用语的意义产生于人的认知结构，具有大量的系统概念理据，惯用语的理解要受到概念知识的驱动。人们在认识世界的同时，借助于语言抽象出许多概念和概念结构，它们反过来又成为人们认识新事物的心理基础，并在惯用语的生成与理解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Kovecses和Szabo[2]认为，惯用语的意义具有认知机制，即是指通过其构成与相关因素的互动而推导其意义的过程。 　　 　　二、惯用语的意义建构 　　 　　概念隐喻理论主要从语言生成机制上探讨其认知基础及其运作方式，建构主义理论则更侧重于语言理解过程中认知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现代认知心理学用图式(schema)观念来代表人类认知综合体中的已有知识，包括社会文化知识、一般世界知识、主题知识等，这些图式的系统组成了人们的认知结构。在Piaget[3]看来，图式是认知结构的起点和核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基础。在认知活动中，新知识被纳入到学习者原有的、适当的图式之中才能被认知，意义的学习就是通过新知识与原有认知结构中已有的有关概念的相互作用下才得以产生，这是一个意义获得或意义赋予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者的认知活动是一种以主体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的主动建构，学习者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上述建构主义理论对惯用语意义的习得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从本质上讲，惯用语理解的信息加工过程的根本表现是理解者的主动认知活动。Collins和Lofutus[4]认为，句义不是通过词义简单组合起来的，而是通过互动作用，激活相关认知域、知识框架、通过整合而获得意义的。要想准确理解一条惯用语的意义，学习者就有必要唤醒记忆中的有关图式经验，激活图式网中的对应知识结点，借助图式中相关概念与新信息的互动作用，达到新旧知识意义的同化，从而能够正确解读惯用语的意义。此外，图式的存在使学习者与新信息的互动更加有效，图式结构的丰富与否可以直接影响学习者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因为意义的学习是建立在以前的学习基础之上或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以前的学习，因此知识的累积就显得十分必要。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概念、概念系统和约定知识，以及在认知过程中普遍使用的认知思维方式等，它们都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图式框架，都应该在惯用语学习中占有应有的地位。有了这个积累，学习者才能真正获得意义建构中的主动权。例如，在人们的思维中，火具有多种特性：愤怒、热情、危险等，这其实就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基本概念。如果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已经积累了这类概念图式，那么学习者就可以此为基础，借助图式中相关概念与英语惯用语spit fire (非常愤怒)、set on fire (点燃; 使情绪激昂)、play with fire(玩火; 愚蠢而不必要的冒险) 等新信息的互动作用，完成惯用语意义的建构。 　　建构主义理论不仅重视知识的个体建构，而且强调知识的社会建构。Vygotsky[5]指出，社会共同体对于个体的认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个体的认知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得以实现的。学习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行为，主要是一种文化继承行为。所谓“意义赋予”实际上包含了“文化继承”的含义，即经过个体的建构活动所产生的“个体意义”事实上包含了相应的“社会文化意义”的理解和继承。社会文化中的一切，如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等，都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文化世界，它们影响着人们的认知行为。学习者只有在真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社会性的交互作用，才能有效地建构知识，重组原有的知识结构。 　　重视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作用，为惯用语的学习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视角。如果学习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下的整体互动行为的话，我们就应该更关注社会性的客观知识对个体主观知识建构过程的中介，更重视社会宏观背景与个人内部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学术界提出了 “文化范畴”和“文化图式”概念，“范畴”和“图式”是文化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前者指范畴中所折射出的文化认知信息，后者指图式中所蕴藏的大量文化感知信息[1]。“范畴”和“图式”是概念系统间连结关系最主要的呈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