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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著作权刑事立法缺憾暨完善 　　内容摘要 我国有关著作权的刑事立法，存在保护对象界限不清、保护内容范围过小；主观条件要求“以营利为目的”;客观行为方式种类过少；刑罚处罚标准不具体，缺乏资格刑规定；忽视被害人利益等重大缺陷。应当参照TRIPs协议，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对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进行完善。 　　关键词 著作权 刑法保护 缺憾 完善 　　 　　 　　一、引言 　　 　　当前是知识经济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尊重著作权，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已日益彰显其重要性。而“虽然民法和公法同样也规定了使用强制，但对刑法而言，刑罚威慑和实施强制处于中心地位……如果其他措施无效，刑法可在最后阶段对法秩序中要求和禁止的可强制性提供保障。”[1]因此，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在著作权的保护中，刑法同样居于重要地位。 　　然而，虽然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明确针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设置了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同时，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也作出了侵犯著作权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责的规定，但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现状却不容乐观。人民法院受案数量不仅极少，甚至还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可以说，著作权的刑法保护，是我国整个著作权保护制度中最薄弱的一环。 　　诚如一些学者指出，著作权刑法保护现状堪忧，与著作权犯罪的法律救济特征、著作权的财产特征以及整个社会的著作权维权意识等多方面因素都有关。[2]然而，刑法本身存在的缺陷同样是造成著作权刑法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现已越来越倚重于刑法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因此，参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并适当借鉴国外经验，正视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的不足并加以完善，当是实现我国著作权保护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著作权刑事立法之缺憾分析 　　 　　我国早在1987年就由最高院和最高检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并明确：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或者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以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投机倒把罪论处；数额巨大的，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1991年由最高院、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各司法机关对非法出版活动构成犯罪的行为按投机倒把罪进行定罪处罚。但1991年6月施行的我国首部著作权法仍“考虑到我国公众的接受能力，从一个长期没有有效的著作权保护，无偿使用他人作品习以为常的环境，一跃而对有些侵权行为判处刑罚，难以接受。”[3]因而，该法未规定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应负刑责。直至1994年4月15日，我国签署TRIPS协议后，八届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才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针对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事责任进行独立规定，该《决定》也因此成为我国内地首部专门对著作权进行刑法保护的单行刑事法律。1997年刑法修订时，该《决定》被吸收进刑法典，新刑法在分则第三章第七节第216、217条分别设置了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对著作权予以刑法保护。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也在第47条规定了八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应究刑责。 　　从上述立法回顾中可看出，我国对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虽然也经历了一个从忽视到逐渐重视的过程，但毕竟时间较短，而且，由于作为后位法的刑法与作为前位法的著作权法在著作权的刑法保护问题上未能协调进行，两者还存在诸多冲突。此外，从TRIPS协议的相关内容来看，我国刑法也不能有效地与之衔接，故，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仍有许多缺陷，表现为： 　　 　　（一）保护对象模糊狭窄 　　我国刑法对著作权保护的对象界限不清，既与著作权法存在冲突，又有保护范围过小的问题。 　　依据著作权法基本原理，著作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身权，即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二是财产权，即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等。此外，相关的还包括邻接权。根据我国学者归纳，主要指著作权法第35条规定的出版者对其版式设计享有的权利，第17条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的一系列权利，第43条录音录像制作者、第44条广播电台、电视台享有的权利。[4]可见，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内容的界定是比较清晰的，保护是比较全面的。 　　而与之相对，刑法在对著作权进行保护时，却既出现了顾此失彼的立法疏漏，又存在过于封闭、缺乏前瞻性的弊病。 　　首先，就著作权权利内容而言，刑法表现为重财产权轻人身权。在其第217条的罪状描述中，除“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涉及人身权中的署名权外，对发表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均未涉及。反观他国刑法，如德、日、意等，多将侵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