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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演变及特点 　　摘要：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以义生利，兴利除弊；洋务运动时期主张重义兴利，利国利民；维新运动时期主张义利并重，义利和谐；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义利统一，建立革命道德。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贯穿着强烈的救亡意识。 　　关键词：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特点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1-0047-05 　　 　　一、传统义利价值观在中国近代的动摇 　　 　　传统义利观主要是指先秦至明清的义利思想。在传统义利观中，对义与利这两个概念的界定，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但无一例外地都涉及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内容。撇开具体的时代和阶级内涵，仅从一般意义上而言，“义”是泛指一定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利”则主要是指人们的物质利益及谋取物质利益的活动。纵观中国传统义利观，其脉络是比较清楚的，重义轻利是传统义利观的主流。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即重义轻利思想，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思想贯穿于整个中国思想史、伦理史、哲学史，对中国社会影响至广至深。中国历史上的儒家伦理思想，在义与利的取向上，虽然认可“以义取利”之利，反对不讲仁义之利，但义与利在儒家思想中往往是从“主”“从”关系上去阐释和理解的。似乎没有义就无从谈利，离开义的利就是小人之利。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倾向是“恶利”的，即“恶”单纯的利之利。因此，中国历史上义与利的关系始终没能获得较妥帖地阐释，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义轻利的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即使在晚清，重义轻利的思想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地主阶级顽固派继续推崇孔孟和程朱的义利观，认为解除内忧外患不在重利而在重义，义是正人心之危、平四方之乱的根本。甚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顽固派还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顽固派对洋务派开办民用工业以求利的行为表示不解，指责“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还有人主张“西洋技巧文字，亦第募艺士数人蓄之即足备用，似不可纷纷讲求，致群鹜于末，而忘治道之本。”他们对“利”非常仇视，认为人们的逐利行为导致道德的堕落，“夫士习之坏，向第阴背夫义以从利耳，今则显然逐利，并不知有义之名。民风之坏，向第尚力而未能重德耳，今则长幼无序，且并不知有贵贱之分。”顽固派不仅不主张求利，而且还主张靠节流的办法来富国，“财源已无可开，能节财流，即是富国第一善策。” 　　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随着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步形成，人们逐渐从传统的重义轻利观中走出，反对把义放在利之上，主张把“重义”转换成“重利”。更由于西方经济、伦理等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开始逐渐动摇。中国近代社会先后出现多种义利观交替并存的现象，并且存在着由重义轻利向义利并重发展的趋势，义与利的关系获得了比较全面而又较为深刻地阐释。 　　 　　二、中国近代义利价值观的演变 　　 　　(一)鸦片战争时期：以义生利。兴利除弊 　　鸦片战争前后，一方面，由于政治权威的维护，程朱理学这种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仍然是套在人们头上的沉重精神枷锁。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危机和外来侵略的刺激下，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主张经世致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在义利关系上，龚自珍、魏源主张以义生利，兴利除弊，从而成为中国近代义利观变革的开端。 　　龚自珍、魏源认为利是义的基础。龚自珍指出：“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又求诸《礼》日：‘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民饮食，则生其情矣，情则生其文矣。”魏源指出：“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认为饮食生活，乃人之常情；先有经济生活，然后才有礼仪制度；能满足人民的饮食生活需要，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对利的肯定下，龚自珍、魏源又强调“以义为利”，强调义是利的原则，龚自珍非常重视“义”的作用，反对人们为了求利而竞争倾轧。主张用道义扫除人心积患，革除腐败风气。“夫惟使势、利、名纯出乎道德者，可以治天下矣。”魏源指出：“世之极盛也，使天下以义为利，其次则以民为利。”他倡导道德建设，指出：“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仁义之外无功利，义是利的原则，求利的行为应该在符合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展开。对于个体来说，既要做到“见利思义与见利思害”，又要做到“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兴利除弊，富国强民。 　　这一时期的义利观，具有更多的新旧交替的特点，他们反对封建思想的束缚，提倡个性解放，在此基础上，肯定人们求利的合理性，主张兴利除弊，利国利民。但是他们还是站在重义的立场上来审视义利关系的，主张以义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