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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音乐国际推广实践中文化历史背景建构 　　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以来，人类就进入了所谓的“全球化”趋势的时代，即：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交流和联系，正日益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界限。20世纪之后，这种趋势进入加速度。对于近代在音乐文化交流方面长期处于“吸收”大于“输出”状态的中国来说，“全球化”趋势是在世界音乐之林发出自己声音的绝佳历史机遇。近年来，中国音乐的国际传播正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整体来看，其国际影响力还远未达到应有的状态，尚有大量发展空间。本文试图从理论及实践层面阐述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一、中国音乐国际推广中“文化历史背景”建构之重要性 　　本文所言的音乐“文化历史背景”，意指那些非音乐性的，但又与音乐音响结构、风格特征和精神内涵密切相关的人类的物质、制度与精神文化（包括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维度），其在音乐国际推广中的重要性可从如下两方面阐明： 　　第一、“文化历史背境”在跨文化音乐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诚然，任何文化背景的接受者都会在人类共有的联觉规律支配下，对音乐产生趋同一致的基本情绪体验――这也是所谓“音乐是无国界语言”的理论依据；但在接受活动进一步深入所必然发生的对作品风格特征的把握，意义的理解阐释乃至价值的评判等环节，均需接受者从自身的文化-审美心理结构（即音乐接受者的“期待视野”）{1}出发，调动相关知识经验观念，对所获得的音响和情绪信息进行重组与诠释，才能完成全部审美过程，获得深入的审美体验。在这一阶段，接受者的文化属性会对接受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就这一点而言，音乐又不可能是“无国界的语言”。 　　在文化内的音乐传播中，由于接受者与音乐作品具有相近的文化属性，因而“文化历史背境”的建构并不成为接受过程中最为突出问题；但在跨文化音乐传播中，音乐作品与接受者分属不同文化体系，对与音乐作品相关的“文化历史背境”进行系统地建构，使接受者不但掌握音乐形态“是什么”，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就成为接受者获得深入审美体验、做出恰当审美评价的关键性过程。反过来，接受者若仍完全以本文化为立足点去理解一部异文化的音乐作品，就会获得不够深入、完整，甚至是有所扭曲的审美体验，出现所谓的跨文化接受中“误读”现象{2}。也就是说，接受者对音乐作品所属文化的认知与了解程度，与其能否很好地理解与评价音乐作品，存在着密切关联。中西音乐交流的史实也多次印证了这一特点。16世纪至鸦片战争之前，在中西方鲜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接受者们对彼此的音乐普遍停留在猎奇的程度。中国人评价西方音乐“尽管你说你们的音乐发自心灵、表现情感，但我并没有这样的感受”，西方人则将中国音乐形容为“嘈杂刺耳”“平淡乏味”{3}。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西方音乐从宫廷、教会走向市井大众，赢得了众多中国爱好者，但与此同时，与中国文化在西方社会长期处于亚文化状态相应，中国音乐一直未曾得到西方主流群体的广泛接受。 　　不过，即使有了良好的“文化历史背境”建构，接受者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自身的文化属性和审美观念去接受一部异文化音乐作品，而是会在本文化和异文化之间不断对比参照，从而获得一种如伽达默尔所言的“视界融合”类似的一种“文化间性”的独特音乐审美体验，这也是跨文化音乐审美接受的独特魅力之一。 　　第二、 “文化历史背境”在中国音乐文化中的独特地位。毫无疑问，中西音乐文化存在多角度、多层次的显著差异，笔者在此文中更关注这两类音乐与其各自“文化历史背景”关联特点的差异性。 　　首先，从音乐审美特征看。中国文化建立在主客合一的哲学基础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境界，因此，中国音乐自古以来就推崇综合性艺术，追求人与乐、诗、画、舞等艺术之间的相互交融与贯通；西方文化立足于主客分离的哲学基础，音乐被认为是存在于主体之外的一种审美体验对象和认识对象，其与文学、绘画、舞蹈等艺术的联系相对较为松散。因此，尽管相对于西方音乐而言，中国音乐的音响结构（特别是纵向结构）并不复杂，但接受者若能以相关文化历史背境为基础，展开丰富的审美联想，对于深入体会音乐细腻而微妙的韵味，获得更为充分而完整的审美享受是格外有裨益的；反过来说，只专注于音响结构本身，而没有将其与相关文学、绘画、哲学观念，乃至历史、地理、人文风貌等特点联系起来感受，对于欣赏中国音乐来说损失尤为巨大。 　　其次，从音乐的功能性看。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音乐”主要以西方专业音乐为代表，而所谓的“中国音乐”则相当部分属于民间音乐的范畴。由于专业音乐的审美功能较实用功能而言得到了更为高度的强化，决定了西方音乐固然与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但在客观上这种联系常较为隐性和曲折；相对而言，具有民间音乐特性的大量中国音乐作品，由于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更为突出且与审美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