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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历史作用 　　[摘要]1932年2月到1934年10月，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并卓有成效的廉政建设运动。经过这次廉政建设的洗礼，党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次廉政建设具有纯洁苏区干部队伍、凝聚苏区人心、节约苏区经费、形成苏区干部好作风等历史作用。 　　[关键词]中央苏区 廉政建设 历史作用 　　中央苏区是指中国共产党在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在赣南、闽西建立的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1932年2月到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并卓有成效的廉政建设运动。这次廉政建设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力度很大，对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一、纯洁了中央苏区干部队伍 　　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首次实现了局部执政。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工作的开展，一大批党政军干部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这些干部的素质良莠不齐，有的干部一直领导和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愿意为劳苦大众服务，整体素质高；有的干部过去曾经跟着中国国民党，不了解甚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由于各种原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后一种干部又分为多种情况，有的干部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从思想上完成了向党组织靠拢的任务，素质得到极大提高；有的干部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只是权宜之计，这种人意志不坚定，是中国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旧社会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一有机会，就露出了本来面目。当然，也有一些干部，曾经素质高、思想坚定，但没有经受住敌对势力的拉拢与腐蚀，最终蜕化变质，贪污腐败，甚至背叛革命。 　　1932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帮助红军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第三号通令，拉开了反腐败的帷幕。中国共产党决定，对腐化分子依据犯罪情节的轻重不同，分别予以处理。通过这些反腐措施，把罪大恶极的贪腐分子处以死刑，罪不至死的贪腐分子则判处适当刑罚，一般贪腐分子则进行教育和清洗，犯罪情节轻微、态度好，经过教育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到位的可以继续留在党内。 　　时任瑞金县苏会计科科长的唐仁达、中央政府总务厅“全苏大”工程处主任的左祥云、于都县军事部长的刘仕祥等都因严重贪污行为被逮捕，并且处以死刑。中央苏区还将一些犯罪行为严重，但不足以处以死刑的官员，给予适当判刑或者清洗。例如担任国家银行出纳科职员的刘道彬生活贪污腐化，被撤销职务，并予以判刑，其他一些干部则只是进行了洗刷。“江西乐安县一级和增田、善和两区乡共清刷了72人，万泰县区各机关中清刷了60人，石城县清刷了49人。”[1] 　　通过各种形式的廉政建设，中央苏区的干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整体素质得到极大提高，确保留下的党员干部能够继续为广大群众服务。 　　二、凝聚了中央苏区人心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之本和执政之基。从井冈山到瑞金，处处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依归，受到了所在地方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局部执政，具备了进一步为人民服务的可能。同时，中央苏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也寄予了厚望，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改变中国局面，带领自己过上好日子。 　　但是，中央苏区贪污腐化现象的存在，不仅伤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也破坏了党员干部的形象，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例如长汀县苏副主席“外出巡视工作，骑匹高马，背支短枪，得意洋洋，威风凛凛，路遇木桥不好过，便大骂乡苏维埃主席和群众”[2]。“万泰县苏的一些区乡苏维埃工作人员，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无所不为，他们无论到哪里，要群众预备酒肉供他们吃喝，他们除了摊派和强迫命令外，就这样东吃一顿西吃一顿过日子。”[3]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不仅霸占群众谢润深的妻子朱秀秀，而且诬陷谢润深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并将他暗杀；平时还将打土豪的财物占为己有。这些苏区干部的种种贪污犯罪行为令人发指。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贪腐行为，广大群众表面上只有逆来顺受，实则已经出现了“不信仰苏维埃政府”的现象，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群众与苏维埃政府官员的冲突。 　　面对这种屡禁不止的贪腐行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惩罚。政府在《红色中华》设立“突击队”“警钟”等栏目，在《青年生活》和《斗争》等刊物也设立相关栏目，专门接受群众举报。通过这些刊物及其相关栏目，苏维埃政府引导工农群众对于人民政权尽到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同时，依据群众举报，派遣突击队和轻骑队前往调查，对于调查属实的贪腐行为严惩不贷。1934年2月6日，突击队一行12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的带领下来到于都县，经过明察暗访后，项英等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