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比较研究.docVIP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比较研究 　　[摘要]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虽属不同宗教法律文化场域中的金钱损害赔偿制度，但其起源均出自于宗教禁忌规则体系，其本质与当时其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环境密不可分。 　　[关键词]藏族“赔命价”习惯法；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和解；荣誉 　　[中图分类号]DF399“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7(X)(2010)01－0084－05 　　 　　在“命价”和“赎罪”这类规范文本中，“赎”与“赔”的行为不单单是具有社会学意义上“行为”，亦不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理性”之表现，更不只是表达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意义行为，更多的是法文化学和法人类学意义上的“结网”行动。本文通过对藏族“赔命价”习惯法和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之起源的比较研究，透视这两种规范文本高度相似性之价值取向和理论意义所在，以求证于方家。 　　 　　一、异民族异质文化渊源中的同质性规范文本的起源 　　 　　法律知识考古学和法人类学的研究已表明“赔命价”习惯法制度并非为我国藏族所独有，中世纪西欧日耳曼民族的“赎罪金”制度即是典型的例证。但要揭示这类习惯规则体系的最初来源，仍需一番艰难的考证。在这方面，摩尔根无疑是先行者，不过他对原始习惯的起源的诠释似乎过于浅显，尚未触及深层内核因素。而涂尔干则通过对“在本氏族内互不通婚的义务”衍化而成的外婚制生成发展脉络的探讨，发现外婚制与氏族制度息息相关，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互逆的；外婚制这一形式的起源与“塔布”(taboo，禁忌)有关。随后又通过于各种氏族社会原始仪式和仪轨中生成的“集体表现”，完成由禁忌观念向社会习惯行为模式的转化。由这一理论前提出发，笔者对由氏族成员“互相支援、保卫和代偿损害的义务”衍化而成的血亲复仇制和人身伤亡金钱赔偿制度的来源予以探讨。根据摩尔根对易洛魁人的研究，血亲复仇制和“赔命价”习惯法不仅源于氏族制度，两者的关系也是互逆的；氏族为履行血亲复仇义务，甚至依据亲属关系的密切程度，建立起了一套“被要求履行这一义务的人员顺序，也就是亲属关系的序列”。流行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的“要么收买长矛，要么忍受长矛”的谚语，无疑也是以隐喻性语言，把具有权利义务性含义的规范和纠纷解决方式生动地表述和传达于世人，为每一个当时处于人身伤亡纠纷解决困境中的责任承担者――加害方提供在血亲复仇制或“赔命价”惯制之间的路径选择。 　　然而，无论是选择何种解决方式，又都与氏族社会的禁忌体系密切关联。正如弗雷泽所言：“禁忌在很多场合是有益的，考虑到社会状况，法律的缺少和民风的剽悍，它可以相当不错地代替一个政府的职能，并且使社会尽可能地接近有组织。”涂尔干指出：禁忌表现为禁止触及任何禁忌物或禁忌对象，其潜藏或隐含着某种难以为人力所控制的超自然力量，而在其中“血是格外重要的塔布对象”。由此，防止流血自然成为许多民族生活和生存的重要意识和观念。“而惟一规避的办法就是去外面寻找承担这一切的赎罪牺牲。”在易洛魁人的氏族中，氏族会议担负着协商决定如何释放这种暴力的责任。与此同时，“如果解决冲突的具体办法(包括支付罚金的数量)由部落习惯根据不同的案件分类事先规定好的，那么必须会产生一种不成文的法典。由习惯来确定受害人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论是武力报复还是收取罚金)，这样就产生了法律程序的原始形态”。由此可见，囿于血亲复仇的弱控性和不确定性等危险因素，其适用范围被严格限制；而“赎罪金”制度或“赔命价”习惯，则都是仅通过一项支付的转移，补偿受害方的损失，以沉重的金钱负担有效地威胁和减少杀生禁忌的发生概率，而且社会代价更小。我国藏族与西欧日耳曼民族同为草原游牧民族，而且两个民族曾经所处的社会也有相似性。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开始步入封建社会。但随后的4个世纪中，诸多的日耳曼民族的王国历经长期割据和战争，于10世纪才基本确定了各自的疆界。在此过程中，日耳曼人的法律制度也才开始从原始氏族制度解体时的古老的部族习惯，逐渐接受罗马法和教会法的法律文化，向封建化普通法发展。在漫长的发展变化进程中，日耳曼法的“团体主义”、“属人主义”、“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特征都非常明显，而且基于“团体主义”原则下的血亲复仇和赎罪金制度是其不法行为法中的主要制度。然而血亲复仇的最大弊端是可能造成的永无止境的世仇的恶性循环，这与王权统治下希望和平和安宁的社会愿景是相左的，因此其替代的制度相伴而生，并且在日耳曼人渐次皈依基督教和王权不断加强的过程中，以国王的命令、以法律的名义严令禁止血亲复仇。随着私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赎罪赔偿金制度逐渐影响并打破了“团体主义”的原则。但杀人等严重犯罪行为，除赔偿被害方赎罪金外，还应向国王或领主缴纳部分罚金，被称